《管子》与《国富论》的节俭原则比较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管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积累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资本的增加与节俭有最密切的关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俭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息的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所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5]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有待商榷，但在当时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在古代欧洲封建政府林立的时候，年产物极小却能够补偿耕作的资本。因为那时候所需耕作的资本，不过是几头老马老牛，而他们的食物就是荒地上的产物，但像罗马、凡尔赛这样极尽奢华的城市，其人民往往是因游手好闲和堕落而贫穷的，而工商业发达的里昂，波尔多则富足而生机勃勃。亚当·斯密在探讨资本积累时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因此他认为关于资本积累，节俭最重要。

《管子》在谈到资材积累时也处处谈到节俭，他认为，“富而骄肆者，复贫。”[6]这是说：富裕不知节俭而骄奢无度，必将重新回到贫穷的状态。同时他在《管子卷九·问第二十四》谈到：“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士之有田不耕着几何人？”“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戈猎者几何人？”这种试问是强调人们应该有节俭的观念，这样才能积累资财。

当然，《国富论》是以近代社会经济的眼光看事物的，他更强调勤劳可以积累资本。

第一需要明确的是，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导致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和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减，因而也会促使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增减，以及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增减。《管子卷五·法禁第十四》也强调：“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这是说百姓没有粮食就不能生活，粮食没有土地就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就不能开垦，人民不努力生产就没法生财。财富产生于勤劳，劳动必须有人。所以君主用财无度，就等于人民用力不休；楼台亭阁连续相望，就等于军民上下彼此相望。人民没有积蓄，国家禁令不一定能生效；百姓没人饿死，打仗不一定取胜；路上有置弃的死尸，军事防守不一定坚固。(www.xing528.com)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资本增加的原因是节俭，而资本减少的原因是奢侈与妄为，一个人从收入中储蓄了多少，就增加了多少资本。增加的资本又用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应若干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7]这种基金，将如何分配，用到什么地方，有一个强有力的原理保护其安全，那就是所有者的利害关系。

第三个需要做出说明的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亚当·斯密认为是先有勤劳，才可能创造出用于积累的资本，节俭所积累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如果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是无法增加的，所以说节俭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管子卷十七·禁藏第五十三》也强调：“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管子强调，圣人行事，能做到宫室节俭，车舆适度以充实储备，那么国家必定富裕君位必定尊荣；能做到衣服适度，舍弃玩好以发展农业，则财用必定富足，地位必定稳固；能转移无用之事无益之费，以币礼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则同盟必然众多交情必然和睦。普通君主多半迷恋物质享受，劳心操力，所以困顿不堪而财用不足，大者亡国，小者危害自身。

第四是关于每年储蓄的资本流向。储蓄起来的资本最终还是被消费掉，但因为消费的人和最终流向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富人每年所花费的收入大部分被客人和家仆消费掉了，这种消费不会带来任何报酬。资本的消费则不然，它被支付给了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他们会利用消费掉的价值进行再生产并创造利润，社会财富也会因此而增加。《管子卷三·五辅第十》也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就是他们思想合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