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对比：发掘价值原则

劳动以其能否创造价值的属性，被亚当·斯密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对这两种不同属性的劳动的认识，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研究资财积累问题的起点。

究竟是音乐家的动情歌唱更有价值，还是铁匠或其他手工业者挥汗如雨更具有意义。《管子》对这种问题也曾作过讨论。《管子卷九·霸形第二十二》管仲与齐桓公有这样的对话：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也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很明显，管仲认为音乐没有价值，齐桓公看着管仲指着宫中的乐队说：“仲父你快乐吗？”管仲回答:“这是我的悲哀，而不是快乐。我听说，古人在钟磬间行乐不是这样的，言从口出，命令就推行于天下，沉迷于钟磬之间，四方都没有战争的忧虑。现在您的情况却是言从口出，命令不能推行于天下：游玩于钟磬之间，而四方没有战争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的悲哀，而不是快乐。”齐桓公说管仲说的“对。”

但《国富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更具有说服力，“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共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职务之用。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今年的治绩，买不到明年的治绩；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1]亚当·斯密认为，社会上非生产性职业也是十分重要的，如律师，医生，作家，演员，歌手，舞蹈家等，他们即使从事非生产性工作，但同样拥有重要价值，按照劳动价值原则，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服务，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但没有他们社会终将没有办法运行。

第一，在国民经济中，生产行劳动和非生产行劳动同样都创造国民财富，是不可或缺的。在每一个国家中，制造业工人的生产劳动一般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产生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入所加工的原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非生产性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入劳动对象上，劳动对象的价值就会增加，这样的价值增加不仅可以补偿劳动报酬的价值，而且能够产生利润，家仆的维持费是不能收回的。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也是导致致富的途径。管仲也说：“民之能已民之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2]这是说能医治疾病的，奖黄金一斤，价值八石粮食，通晓天时，预言将有天灾，预言粮食能丰收欠收的人，奖黄金一斤，价值八石粮食。这些人就是非生产性劳动者。(www.xing528.com)

第二，非生产性劳动因其随生随灭的特点，其发挥的效用很难被保存起来形成资产的积累。君主、官吏、军队所从事的都是非生产性劳动，无论他们的劳动怎样高贵，有用和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等功用。他们治理国事和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今年的政绩买不到明年的政绩，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也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管子曾说过音乐不重要，但他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3]

第三，年产品中维持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所需的部分是此消彼长的，需要进行合理分配。无论年产品的数量如何大，但都不可能是无穷的。因此，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部分越大，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必然越小。相反，用于维持非生产劳动的部分越小，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越大，而次年的年产品也必定越多。因为除了土地上天然出产的物品，一切年产品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而在《管子》所展示的思想中，他是强调农业最重要：“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犂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4]管子的价值观特别看中农业，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工商业的规模远不如农业规模的时候，这种认识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