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 资产概念的引出方式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资产分为用于消费的资产和资本两大类，这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管子》书中当然没有出现这种理论上的划分，但《管子》的许多文章中，到处都可见到消费和投资的问题，《管子》书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叙述资产的积聚以及怎样合理地利用财富的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其全部资产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目前消费，另一部分用于创造收入。用于目前消费的资产主要包含三种成分：第一，原来为此目的而保留的资产；第二，逐渐获得且来源不同的收入：第三，以前使用以上两种上商品的购买，但至今尚未用完的物品。《管子卷十二·侈靡第三十五》：“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管子在这里强调，人在平时要积累财富，以防备不时之需，不然该怎么办，积累财富的人应该将余粮奢侈消费，美饰自己的车马而到处驰骋游乐，多酿酒而尽情挥霍，一千年也不会外出乞食，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管子》在谈消费和积累时是与亚当·斯密似乎有几分相似，即使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也把积累和消费区别开来了。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彻底实行分工之后，一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便仅能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的极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赖他人劳动的产物来供给，这种产物必由购买而得。购买的手段即是他自己的产物，或者说，他自己产物的价格。但在购买以前，不仅自己劳动的产物要已经做成，还要已经卖掉，所以至少在这两件事情能够办到以前，必须先在某个地方储有各色各样的货物，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并提供材料和工具供他使用。”[1]这种东西是什么，就是积累的资本，关于资本的使用方法，亚当·斯密把它归纳为这样两种形式：第一，资本可被用来生产，制造和购买商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这类资本以一种形态不断从商人手中流出，并以另一种形态流入其手中，依照这种流通，商人才能有利可图。这样的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不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械或工具，或购买不需要改变所有者或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样的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

《管子卷九·霸言第二十三》：“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这是先王取天下，实在是兴盛大德，也就是以物利人。这种以物利人说具体点，就是财富生财富，以至创造更多的财富。我国在两周建国之前，商人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从社会分工之中涌现出来，因此社会上还没有“商人”这个名词。“商人”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是和商朝的从事交易活动有直接关系，《易书·酒浩》说他的“肇牵牛车远服贾”，不是在商王朝存在时，而是在商王朝灭亡以后。商人在长期从事交易活动中，积累了经验，最了解物价行情和市场上的需求。于是周人习惯地便把这些从事交易活动的商人遗民，作为专门从事贸易的人的代名词，这些人是能从商品交换中创造出财富的，亚当·斯密说“商人的资本全都是流动资本，他简直无需使用机器或工具，除非把商店或堆栈看做机器或工具。”(www.xing528.com)

在18世纪的英国，工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所需的物质条件。对于这两类的资本的特点和内涵，其中有关“人掌握的有用才能也属于固定资本”的论述颇具有独创性。当然这也符合春秋时期《管子》所描述的中国国情，《管子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指出：“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黄金货币是人们交易的手段，也是人们赚钱的手段，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掌握流通手段以控制生命的主宰，使民力和才智得到充分的利用。

当然，亚当·斯密的分析比《管子》要辩证得多。《国富论》中指出当时英国社会，用于购买农具的资本是固定的，用于维持工人与支付工资的资本是流动的。前者他得管在手中，从而获得利润，后者他支付出去从而获得利润。耕畜的价格或价值和农具一样，可成为固定资本，饲养牲畜的费用和维持工人的费用一样，可称为流动资本。英国的农业家和中国的地主获得利益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一是保有耕畜，支持饲养牲畜的费用，如果是售卖的目的，其饲养费用和购买费都是流动资本。亚当·斯密把这个道理都清晰地总结出来了，是为了理清消费和财富的关系。怎样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加富有，《管子》成书也是同样的目的，为了让百姓懂得怎样才是发财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