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人们对于其他物产的追求也越来越多。穷人也许只需要简单地陋室就可以,但富人对于锦衣、豪宅、宝石等物品的欲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膨胀。所以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的不断富裕,他们对于土地的其他物产需求也不断加大,其他产品的价值也会随之不断增加,进而这些产品所提供的地租也会越来越多。
我国古代社会就有对各种矿藏的开发,这些矿藏的开发随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也越来越多的影响地租。《管子卷二十三·地数第七十七》记载这样一段齐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曰:“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这段谈话告诉人们,齐国十分注重开发矿山而理财,从而收取地租和税收。管子说全国土地东西宽二万八千里,南北长二万六千里其中山脉八千里,河流八千里,产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产铁的矿山三千六百九十处,这是人们种植粮食的条件,也是制造兵器,铸造货币的来源。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财用有余,笨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谷山的七十二家君主,利弊得失都在其中。从前夏桀统治天下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七十里薄地而财用有余,这都是伊伊善于流通交换,善于轻重之术,善于经济政策的开闭封发,精通利用税收和地租控制经济的结果。
相比较而言,亚当·斯密完成了《国富论》时的英国,利用地理条件开发各种资源,煤是可利用的资源,大规模的开发既提供税收又提供地租。当然如果煤矿过于贫瘠,就会失去经济价值,难以提供地租;如果具备经济价值,但由于地理位置很差,开采成本过高,也难以提供地租。只有同时具备着两种条件时,才能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但是煤炭也有替代品,即木材,当煤炭价格过高时,很多人将选择木材,所以煤炭的销售价格一般略高于其最低价格,也就是略高于开采时所需要投入资本的利润,超出这一小部分才是地租,所以地租在煤炭价格中所占份额比其他大多数天然产品中的要少。亚当·斯密说这都是早期的预言,当时煤炭的用途仅限于取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工业和冶炼用煤数量大大增加,煤炭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所以其价格也远远超过最低价格,当然地租也会变得很高了。
而相对于各种金属矿的开发,亚当·斯密说:“各矿山所产各种金属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世界当时产量最大的矿山产物价格支配,所以大部分矿山所产金属价格,除偿其采掘费用外,没有太多剩余,因而,对地主不能提供很高的地租。在大多数矿山所产的贱金属价格中,地租似乎只占小部分,而在贵金属价格中,地租所占部分尤小,劳动与利润,构成了贵贱金属价格的大部分。”[5]亚当·斯密写《国富论》之前的英国社会,对于金属的需求主要是一些贵金属(除了铁之外),而且多半是由于其美观,很少是由于其实用性。所以他们的价格主要是取决于其稀缺性。同时,世界各地之间的金属彼此竞争激烈,所以这些矿产资源不能提供地租,与他们的相对富饶程度而不是绝对富饶程度成比例。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矿的其他地区的矿藏更富饶,它就能提供更多的地租。不过,与煤矿类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金属的开采更多则是满足人们的实用性,而这些矿产资源又是不可再生的,所以其价格也变得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应的地租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www.xing528.com)
社会经济的进步,会直接或间接的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并因此带来地租的增长。《管子卷二十三·地数第七十七》说:“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吾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舟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国家和土地所有者改良和耕地的扩大会直接提高地租,其产品中所占份额必然随着产品的增加而增加,粮食、牲畜或金属矿和其他矿物都是如此。
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会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并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因为土地所有者用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那部分天然产物去交换制造品,所以不管什么降低了制造品的真实价值,都会提高天然产物的真实价值,于是等量的天然产物可以购买更多的制造品,也就是说真实地租得到了提高。推而广之,社会财富的任何增加,都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因为这种财富的增加自然会按一定的比例流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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