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比较：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价值

在古代社会，土地像其他商品一样进行买卖已成事实。在《管子》书成之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春秋时期，《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乱，因苏氏。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由此可见，东周王权迅速衰落，“王土”逐渐演变成“君王”，且地方豪强逐渐演变成地方所有者。

《管子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记载：“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这反映了《管子》时代的土地买卖兼并的实际情况。兼并或土地买卖过程中，其价格如何，必然与地租有关。中国古代的封建化社会的地主豪强他们为争夺土地所有权，最开始是用战争掠夺土地，后来逐渐演变成购买土地的所有权。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并且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是按这个方式转来的。土地所有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从前没有的经济方式，接近利益的原则来考察地租。为了理解土地所有权的实际影响，从现在史料来看，我国早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了买卖房宅的和田圃的事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襄子使中牟之士中章，胥已为中大夫，予之田宅，于是，“中牟之人弃其田耕，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到了战国时代，连耕地也开始卷入流通领域。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就曾以“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7]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农民为获得经营土地的许可，而收租金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实际上都表现为地租，这种贡赋不论是由什么组成，不论是由什么来源产生，地租就是地主豪强对土地的垄断权，凭借这个权利他们就可以向农民征收贡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段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种人的收入。这三阶段，构成文明社会三大主要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我国古代社会地租产生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不存在，但土地私有化的形势已经存在，这样土地拥有者必然促进自己的利益，从中损害农民的利益，还是由于拥有土地，一些地主阶级他们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己可以取得收入。

春秋战国以后，汉代董仲舒在《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正是土地的买卖，土地之所以成为商品，因为土地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又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他们的等价物，土地的买卖便不成问题。马克思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而发展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生产竞争的条件。确切的说，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以及土地价值都会随着土地产品的市场扩大，也就是随着非农业人口所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需求和需要的增加而发展起来。”[8]

在我国的春秋时期，尽管商品生产规模不大，但只要有商品经济，地租也已经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成商品生产的程度来发展。因为农产品要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格。而进入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当商品生产，其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相应发展起来。这样土地所有权依照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相应地越来越能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

有了地租，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地产品的价值，及土地的价值，总是在市场扩大的时候，在社会需求增加的时候。在商品世界扩大的时候，其价值量，剩余价值不断地向地租转化。地租当市场不断扩大的时候，就是表现为土地的价值或价格，这就像利率是货币的价格一样。地租的特征，随着农业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会把农业剩余价值中日益增大的部分转化为地租。

[1]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37页。

[2]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694页，第695页。(www.xing528.com)

[3]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收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38页。

[4]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716页。

[5]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40页。

[6]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40页。

[7]淤《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8]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717-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