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租引起的土地所有权及《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对比

尽管《管子》和《国富论》问世的年代相差两千年，但这两本书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影响经济的各个层面进行的条件分析，它的共同探讨了社会有地租的存在。亚当·斯密指出；“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自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地情况所支付的最高价格，在决定租约条件时，地主都设法使租地人所得到的土地生产份额，代足补偿他用以提供的种子、支付工资、购置和维持耕牧于其他农具的农业资本，并提供当地的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一数额，显然是租地人在不亏本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的最小份额，而地主绝不会多留给他。”[1]

地租问题是伴随土地私有化以后产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也一样，我国在春秋时期产生了最初的一代封建地主，主要是由部分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其中虽然可能也有富裕劳动者“上升”转化而来，但那只能是个别的。封建制生产方式的产生，封建地主的出现，必然具备两个基本的，而且是两者相结合的因素：一是封建土地的所有制，这是封建关系的基础；另一个是同地主所有土地相结合，被束缚在土地上，依附于地主，受地主剥削的农民。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重大影响，而在自身直接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历史前提下，其封建经济结构是从奴隶制度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过程，就是封建制和封建地主赖以生存的两个因素的萌芽的过程。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地租问题，首先要追溯到封建地主是怎样产生的那个时期，《管子》成书的春秋社会正是这个时期。

当地主豪强要扩大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的把扩张利益的重心放在土地上，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地主自然设法把超过一定数额的利益留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地租。地租在人类历史上，土地私有化出现了地主，占有土地并作为封建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着和代表着的地主，在中国古代春秋和战国时期和亚当·斯密生活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地主阶级自私的心态仍然没变，他们之中的每个人每天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指出：“我们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的形式。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在这个前提下……土地所有者可以像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处理土地。”[2]因此，地租便有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理由，由所有权而派生出来的利益，这个利益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

《管子》也把土地看成是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大事，《管子卷一，权修第三》这样说，“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能牧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着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着不食。”管子认为，土地没有开垦，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因为没有产生财富；不能把百姓组织起来，等于不是自己的百姓，凡是能把百姓组织起来开发土地的人，应该根据开发土地创造的功绩颁给俸禄奖赏。这一点不能小心从事。功绩大的人禄赏多，功绩少的禄赏少，无功绩的不给禄赏。很明显的封建王朝是要从土地生产的，土地中创造的财富多这个国家和土地所有者就富强，这就是利益机制，土地所有者是要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得到财富的。在我国的春秋时期，地租就成为土地使用者给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必须付出的报酬。(www.xing528.com)

在我国的春秋时期，卿大夫与公室之间为争夺土地展开激烈的斗争。《管子卷九·问第二十四》指出：“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管子认为，管理国家的方法，主要看怎样管理土地，君臣之间的制度，父子之间的亲情，对天下百姓的教化，国家的储蓄，强兵保国的根本，城郭的险要，外面应对各国的策略，关键的关键都在于土地的所有。土地所有权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权力。管子重视土地所有权，亚当·斯密也重视土地所有权。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只有这样的土地生产物，才能经常送往市场售卖，即其普通价格，足够补还产物上市所需要垫付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这限度，其剩余部分自然归做土地地租。”[3]这足以讲清楚，土地所有者为什么最看重土地所有权，因为它产生地租，永远不断的产生利润，产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这个权利是古往今来人们最看重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