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充分发挥物价作用：《管子》与《国富论》比较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完备的封建制度控制，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受到极大的阻碍，故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4]当年齐桓公和管仲生活的春秋时代也许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很久很久以前。

无论如何，齐桓公和管仲还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开明的君臣，他们喜欢刺激人们进行商品交换，喜欢用物价调节买卖关系，以使国家富强起来。《管子卷十二》指出：“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管子认为：追求饮食的改善，沉迷逸乐，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令他们了。如果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靠国家替他们蓄积财富。

但管仲的这种思想，即用经济手段使国富民强的办法没有真正传承下来，管仲之后几乎没有人推崇管仲的经济思想了。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之后，英国人直到今天仍然把它看成是治国的思想基础，《国富论》的思想在英国深入人心。他说“我相信，各国法定的支付手段，最初都只是被特认为价值标准的那种金属铸币。在英格兰，黄金在铸币后很久还不曾取得法币资格。金币和银币价值的比例，不由法律或公告规定，而纯然取决于市场。所以，债务人如果以金偿债，债权人可以拒绝，不然，就须按照双方同意的金价计算。铜在今日，只用以兑换小银币，已经不是法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已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区别了。”[5]亚当·斯密在这里强调的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就是物价，以及货币。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货币在市场上讨论物价。

古往今来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地方谈论买卖以及各种用途的资本的利润，都与物价问题密切相关。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问题，这像人们一直讨论的话题一样，人们的经济利益与物价涨落密切相关，贫富、进步、退步、财富的分配，市场上每人的盈亏状况却与物价密切相关。同样，在当今社会任何地方，哪有一个地方不讨论物价的。物价在管子看来:“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6]

在管子看来，发布调整市场平准物价的命令，掌握农业生产和物价政策，经济上的开放与关闭主动权控制在君上手中，不用有求于民。成就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粮食的一半，君主与百姓总是游离于半数之间以保持国用充足；成就王业的国家一开始就留有储备。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君主只要控制了物价的高低，每年储存3/10，十年就一定有三年的结余，如果遇上凶悍水涝灾害，百姓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就大修宫室台榭，雇佣连猪狗也养不起的穷人做工为生，因此，修丽宫室台榭并不是为了权贵游乐，也是调整国家经济政策。(www.xing528.com)

当然，管子所理解的市场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市场有所不同，因为古代社会的市场毕竟是狭小的，市场上商品的供应量，完全都价格调节实际上是做不到，但在那个时代，人们正经开始去做，那个时代商品的价格，在《管子》书中还不很清楚，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论述的相当简单、明了。“以谷物价格为例。其中，一部分付给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付给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付给农业家的利润。谷物的全部价格，或直接由这三部分构成，或最后由这三部分构成。也许有人认为，农业家资本的补充，即耕畜或他种农具消耗的补充，应作为第四个组成部分。但农业上一切用具的价格，本身就由上述那三个部分构成。就耕马说，就是饲马土地的地租，牧马劳动的工资，再加上农业家垫付地租和工资的资本的利润。因此，在谷物价格中，虽必须以一部分支付耕马的代价及其维持费，但其全部价格的直接或最后由地租、劳动及利润这三部分组成。”[7]

物价在亚当·斯密的笔下是这样具体、简单、清晰，但管子则只谈到了物价的高低变化没有论述到价格的构成。管子看到了物价的进步作用，但还没有使之合法化、科学化。价格经济的确定，对社会经济又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使当时的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由。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管子卷一·乘马第五》曰“贾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这里只说有人了解物价高低，每天在市场经商但不是官商的，也要参与服役而不分取利润。工匠获悉各种器皿的样式和功能，每天参与市场贸易，但不是官坊工匠的，也要服役而不分取利益。很明显，管仲清楚看到了当时市场的缺陷。

无论如何，《管子》对当时物价的各种论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变化上，在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上，堪称是万紫千红，最奇异的花朵，这是古代中国思想最发达的时代，在过去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唯有《管子》关于货币和物价问题讨论最多。然而，这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不能超越当时的社会环境。亚当·斯密论述得很充分的事情，《管子》还达不到这样一个深度。《国富论》认为，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总的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社会上年年由劳动采集或生产的全部物品，或者说，它的全部价格本来就是应这样分给社会不同成员中某些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