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交换与增殖的经济思想对比

《管子》问世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富论》问世的英国社会，却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那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相互之间买卖商品除了自身需要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获利，使自己的财富或资产在交换获得增殖。

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有相当规模的财富在富商和豪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相互交换的产品中，即所谓买卖过程中获得利润。便把财富和资本投资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管子卷二十一·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指出“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这是说君主只要喜好金玉钱帛，必然想得到它们，于是必然要进行交易。比如说春秋时期的范蠡，据司马迁的《史记·货值列传》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1]范蠡是中国古代社会利用交换积累财富非常成功的人之一，当年助越王勾践洗雪了当年会稽被围的耻辱，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范蠡发财致富的能力十分符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如果某种劳动需要非凡的技巧和智能，那么为尊重具有这种技能的人，对于他的生产物自然要给与较高的价值，即超过他劳动时间所应得的价值。这种技能的获得，常须经过多年苦练，对有技能的人的生产物给予较高的价值，只不过是对获得技能所需费去的劳动与时间，给以合理的报酬。进步社会，对特别艰苦的工作和特别熟练的劳动，一般都在劳动工资上加以考虑。在初期蒙昧社会，可能也作过这种考虑。”[2]范蠡在市场交换中就是那种极尽技巧和智能的人，并且他也预见到什么时候何种商品价格会高，何种商品价格会低，怎么在物价的高低变化和市场交换中使自己发财。(www.xing528.com)

《管子》一书许多地方记载齐桓公和管仲十分关心物价问题，《管子卷二十四·轻重丁第八十三》记载：“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谓也？”管子对曰：“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周且敛马作见于莱人操之，莱有推马。是自莱失纂茈而反准于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谓国准。”管仲对齐桓公说：“从前癸度到一个国家，一定要从四面八方调查外国情况，天下各国物价高，本国也应高。如果各国物价高而本国独低，必然被天下各国把本国吞掉。”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销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国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票据。这是莱国自己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票据收回钱币了。因此，可以利用就要利用，可以掌握就要掌握，这就是周人利用外国来控制外国的情况。这也叫作国家的平准措施。”管仲和齐桓公是一对善于利用物价调整本国经济的人，当然，如果没有市场，没有物价这个平准措施，管仲和齐桓公可能都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物价的高低把市场上的商品流通的大门全都打开，市场的物价又可以调节商品的有效需求，把买者和卖者在市场上联系起来。古时候一些需要谷物的人可以拿自己生产的手工艺品、猎物或其他东西去换，需要手工艺品的人，也可以用水果、兽皮、粮食去换。这些交换却以市场为条件。当交换成功之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达到一个优化。到了现代社会，亚当·斯密指出：“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3]价值的增值就是在这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