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到了《国富论》问世的年代，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建立了常识性的价值和价格理念，西方已经不是《管子》时代那种简单的商品交换了。在亚当·斯密之前，散布在荒凉的苏格兰高地一带的人烟稀少的乡村，不论是谁，都不能不为自己的家属兼充屠户、烙面师及至酿酒人。在那种地方，要在二十里内找到二个铁匠、木匠或水泥匠很不容易，在人口较多的地方，那些小事情一定会雇请专业工人帮忙。农村工人几乎到处都是一个兼营几种性质很类似因而使用同一材料的行业。
这种局限性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已经完全被突破了。当人们不断交换物品时发现，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么在劳动时，就必然付出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不论多久，总等于他们购得的货物付出的代价。诚然他们的劳动，虽然有时能购买较多的货物，有时却购买较少的货物，但这些货物的价值变动，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变动。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于购得或取得对需花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昂贵；凡是易于购得或在取得时只需少量劳动的货物，价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11]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与人之间绝大部分关系都能够作为交换的方式去解释，交换是最纯粹与最充分发展的互作用，当他寻求获得物质与内容是它规范了人们的生活。无论是我国的古代社会还是亚当·斯密生活的近代社会，每一种交流都必须被看成是一种交换。由于人们占有的资源不同，存在的差异是在相互交换中提供了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而在交换中要提供自己拥有的，而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被卷入到交换的洪流之中。在这个洪流中，一件物品的价格，就是它可值的货币数额，而他的市价就是它在特定的地方一定能卖得的货币数额，售卖一件物品所得到价格，相当于以那价格可买到的其他物品。因此《管子卷二十一·明法解第六十七》首说：“尺寸寻丈者，所以得短长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这是说物价如同尺、寸、寻、丈都是确定长短实情的单位，用尺寸量长短，就万无一失。因此尺寸度量，就是对富贵众强的人也不加长，对贫贱卑辱的人也不缩短，公平正直没有偏私，使奸诈的人不能误用害人。
交换的意义在于把人们的生活相互联系在一起，《管子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在论当时市场的交换状况时说：“楚有汝汉之黄金，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齐有蔷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母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交换，没有价格的调节，其产业规模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他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愿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也许使商品的出售得以实现。此种需求与绝对需求不同。一个贫民在某种意义也许可以说有一辆六马拉大车的需求，他这种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那马车绝不是为要满足他的这种需要而到达市场出售的。”[12]
在价格的指导下，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买与卖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当今社会也是最重要的关系。所以一切生产性的劳务和产品都有了价值和价格。亚当·斯密笔下描述的谷物、葡萄酒、油、钢铁、麻布、呢绒等等都变成了商品。中国古老的思想家首件及他的学生们所作的《管子》把粮食、陶器、车、马、牛、羊等也变成了商品，这些东西却依赖市场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崤山以西盛产的木材、竹子、楮树、苎麻、旄牛、玉石；崤山以东的鱼、盐、蚕丝；长江以南出产的楠木、樟树、兰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珠玑、象牙、皮革；龙门以北的马、牛、羊、毛毡、皮裘、兽禽的筋和角；及其各地的钢铁等都用商品的方式形成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当今社会的商品关系。
[1]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12月第1版，第42页。
[2]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杜预注。
[3]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13页。
[4]淤［德国］希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20页。(www.xing528.com)
[5]于《左传·宣公八年》。
[6]盂《左传·宣公十四年》。
[7]榆《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8]虞《左传·文公十八年》。
[9]愚《左传·昭公三年》。
[10]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50页。
[11]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20页。
[12]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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