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比较、调节经济的方法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和《国富论》问世以前的英国市场都是不完善，但管子和亚当·斯密都看到了唯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管子卷三·五辅第十》指出：“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管子主张让百姓开垦田土，建造住宅，研习种植，鼓励士民，勤修农耕，修缮房屋，这叫改善生活；挖掘潜在的地利，疏散积滞的物产，修建道路，便利贸易，重视迎送商旅往来，这叫输送财物。可见管子清楚地看到了市场的效率。

我国在《管子》形成年代的春秋时期，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也日益增多。如齐桓公称霸时，曾举行兵车之编六乘车之会三，北伐山戎，征令支斩孤竹；南伐楚，渡进汝水，越过方城；西征白秋，到过西汉，越过太行山，辟耳沙，到进流沙、西吴。《诗经·齐风·南山》“鲁道有荡，齐子由归”“鲁道有荡，齐子庸止。”《齐风·载驱》：“鲁道有荡，齐子发夕。”“鲁道有荡，齐子游敖。”《诗集注》朱熹注曰：“鲁道，适鲁之道也。”齐、鲁为东方姜、姬二姓的两个大国，世代互为婚姻、政治、军事、经济交往频繁。所以齐国有专门通往鲁国的古道。其实这些所谓古道，更主要的是经济上的往来。这些经济往来现在看来是简单不过的事，但在古代社会就是开创性的。德国思想家希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中指出：“经济事务的技术形式制定了一个价值领域，它多少完全地从主观一个人的基础上看出来了。全然个人购买了他重视与需要的消费对象，但他的要求上要有理由在交换的一个客体才能有效的表达。这样，主体的过程，在之中差异功能与内容之间加大的紧张造就了一个作为“价值”的客体，变成了客体之间客观、超个人的关系。那些为他的需要和价值判断的激励而一时做这个，又一时做那个交换个体只有建立在价值关系时才是有意识的，这一内容组成了部分客体。”[4]社会经济秩序就是这样实际上建立起来的，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商品价格的基本轮廓能够建立起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左传》中提到郑之“逵市”，晋之“绛市”[5]楚“蒲胥之市”[6]周“王城之市”[7]以及鲁之“市”[8]齐之“市”[9]等等。因此我们可以从《管子卷二十二·山至数第七十六》，看到这样一段齐桓公与管子的对话：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管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侯，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分州以时察之，故刑不相倾，县死其所，召守大奉一，谓之国库。”齐桓公问管子：“拥有海内，控制了诸侯，解决地势问题就不可以停止吗？”管子回答：“现今诸侯掌管着天下各州财富的盈余，所以应当把我四季的变化，实行垄断市场的政策，使东西南北互为补充，以平准之法将物价加以调剂。因此，在诸侯并立的情况下，应掌握物价的起伏主动权以对付诸侯，拥有整个天下以后就用货币控制物价涨落，并加以调节，财利充足就实行不足就停止。成就王业的君主总是巡察各乡各州，因此谋取财利而不倾轧，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君主控制大局维护统一，这就叫做国家的整体规划。(www.xing528.com)

管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考虑用市场和物价调解国民价格了。当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得更准确一些，“商品这样出卖的价格，恰恰相当于其价值，或者说，恰恰相当于出售这些商品的人实际上所花的费用。普遍所谓商品原始费用，虽没有包含再贩卖这种商品的利润，但若再贩卖者按照不能得到当地一般利润率的价格把这商品卖掉，那他显然就会遭受损失。因为，他若把资本投在其他方面，就可以得到那笔利润。况且，他的利润就是他的收入，也就是他生活资料的正当资源。他在创造商品，把它送往市场去的过程中，要垫付劳动者的工资或生活资料。他自身的生活资料，大体上说与他可从出卖商品指望的利润相当。 因此，商品的出卖若不能给他以利润，那就等于说，他没有从这商品的出卖取得真实的费用。”[10]人们在交换和购买过程中比较商品价格的时候，自然把自己融入整个社会之中，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否被认同，就是要经过市场的洗礼。如果市场没有接受某人的劳动成果，他的产品就实现不了价值。因此自己首先要按照市场的要求进行调整。另一个地区或国家价格短缺或剩余什么。有了市场买卖就调整，能够被买和卖的商品，在市场上就实现了其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