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市场作用对比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早已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在我国的西周时期，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已经存在，陶器是当时人的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具。制陶手工业之所以受到各级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官府手工业生产重要部门的原因之一，使陶器有广阔的市场。换句话说，官府制陶手工业部门中的部分陶器生产，是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是作为商品来生产。《易经·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这里看出，广泛的社会交换，已使人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交换的过程就是万物变动的过程。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就简洁明了多了，“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得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1]不过在我国春秋以前，真正的商品交换的比例不大，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其规模要比以前大多了，在西周时期的商品交换，主要不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交换，而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交换，进入春秋之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纯门”郑外郭门，“逵市”郑国城外大路之市场。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也没有市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注：“臧会逸奔郈，鲂假使为贾正焉。”“郈”鲁邑，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四十里，郈邑大夫鲂皎使臧会为郈之“贾正”以“掌货物，使有常价。”[2]记明郈有交易市场，与郈相类的邑，亦当时有市的设置。

《管子卷一·乘马第五》云：“有市，无市则民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这是说必须要有集市，否则百姓无从购买物品，方圆六里的地区命名为社，修建城镇，命名为失，也要征收关税和市税，以黄金百镒为一箧计算，一谷笼货物算作二箧，市场上的商人如果有三十人，就分别在每年正月，十二月交纳黄金一镒，称为征税。春分时公布税率，叫做“书比”；立夏时按月核算叫做“大稽”并记录统计市场上百姓人数的增减。《孟子卷四·公孙丑章句下·第十章》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其意为，古代的集市贸易，人们都拿他们自己所有的东西，去跟人家交换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这些事情不过由有关部门去管理罢了。后来有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贪得无厌的汉子，一定要找一个唯一突出的高丘爬上去，以便四面张望，把集市上贸易的赢利一齐捞过去。后人赵岐也说：“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龙断，谓堁断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见市中有利，网罗而取之。”又《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有“因井田以为市”，可见当时城邑和乡间普遍有市。(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总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协议。两只猎犬同逐一兔，有时也像是一种协同的动作，它们把兔逐向对方的方向，或在对手把兔逐到它那边去时，加以拦截。不过，这种协同动作，正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它们的能量对于同一对象的偶然一致，而并不是契约的结果。”[3]而人类的倾向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交易进行中人们彼此维护自己的利益，其保护的方法就是在市场上等价交换。商品出卖的价格通常等于它的价值，或者说，恰恰相当于出售这种商品的人实际所花的费用。这是古代社会人们建立的市场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