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里,是没有价格机制的,那时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1]价格是在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应当以商品交换为前提,在商品交换中,尤其是在货币已经进入流通领域充当等价物之后,人们避免了物物交换,可以用货币把商品的价格标出来,人们的买卖就方便多了。
价格标价货物在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发生了,至于说是发生在哪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在书中有的说是神农氏的时候(公元前3318—公元前3079年)就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2]又有说唐尧的时候(公元前3357—公元前2258年),“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3]这些话准确与否已经很难考证,至于说神农氏的时候,就有金、刀、龟、贝,以通有无,《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当世也有人说黄帝揉铜铸刀,《初学记》称“黄帝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到了《管子》成事时,说禹、汤以金铸币,“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4]
有了价格,人们买和卖便有了普遍接受的尺度。一件物品的价格,就是它可值的货币数额。而它的市场则是它在特定的地方能卖到的货币数额。在售卖一件物品时所得的价格,相当于以那个价格可买到的其他物品。《管子卷二十四·轻重乙第八十一》说“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非岁凶而民饥也,辟之以号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归我若流水。”这是说滕国,鲁国的粮食每釜一百钱,齐国的粮食每釜一千钱,则滕国、鲁国的粮食就会流向齐国。物价的变化则让一些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
在最初获得或创造一件产品时所付出的代价,是生产力的代价或生产成本。在探索一件产品的这个原始价格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其他产品,因为生产力的代价定能以其他产品支付。例如亚当·斯密的学生,法国政治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说“生产大幅面细黑呢职工的日薪是产品。他们的日薪,或是由日常生活品组成,或是由可买到这些生活品的货币组成,而这两者同是产品。所以,生产以及随后产品交换,可以说归结于按产品的相对市值而进行以货易货。但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忽视或不注意这个要点,必将导致许多谬见和曲解,并使许多作者的表述把这门科学研究者带入歧途。”[5](www.xing528.com)
但翻开《管子》成书时的原始资料则没有这样详细,《诗经》是我国古代春秋中叶以前几百年间社会的一部分记录。短短的三百零五篇,自然不能全而无遗地反映几百年的情况,但通过这些资料,至少也可以看出《管子》成书之前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些线条。这时的中国古代社会,实物经济的色彩异常浓厚。当时有交易,我们知道是“抱布贸丝”。当然也有支付,我们说“握粟出卜”。有人说,抱布贸丝的“布”是指铸币,即刀、布的布。是用来标注价格的。但那时铸币可能已经产生,个别人手中可能有大量的铸币,但如果说“蚩蚩之民”也能抱着一束一束的空白布去贸丝,未免把当时的社会太理想化了,把当时商品经济的规模和发展程度夸大了。汉代的王充说出:“抱布贸丝”是“交易有亡”[6]。当世还有人说“握粟出卜”中的“粟”也是货币,《管子》中有“粟重万物轻”的句子,以粟来标价万物,这岂不是货币吗?在实物经济条件下,交换的物品中,总有一种作为等价物标注价格的。
在亚当·斯密看来,物品的价格主要是反映劳动的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逐年随谷物的货币价格涨落而变动。它似乎不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相适应,而和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相适应。谷物的平均价格或普通价格,受着金币和银币价格的支配。金银价格在《国富论》产生的年代变化很大,“16世纪美洲金银旷山的发现,使欧洲金银的价值几乎减低为原价的1/3。此等金属由矿山上市所需劳动既较少,故上市后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也按同一程度减少。而且,在金银价值上,这虽是最大的一次变革,但不能说是历史上唯一无二的变革。我们知道,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如人足一步、人手一握或两臂合抱,决不是测定他物数量的正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决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7]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阐述的物价思想,是在欧洲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管子》书中阐述的价格理念,则与外国变化没有任何相关性,完全是在中国自然经济状态下产生的。《管子》书中所谈的贝币来标注价格,全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用过贝币,所以不能说谁受谁影响,《管子》谈到的铸造的货币来标注价格,刀、布、双钱反映了中国的变化特色,布币是由中国古代农具演变出来的,刀币也和殷墟出土的刀一样,这两种货币用来标价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去。双钱也一样,殷墟出土的纺轮,就是这种形状。至于后来的九方圆钱,可能外圆内方是象征天圆地方,这正是当时中国人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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