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代，尽管货币经济刚刚开始，但货币一来到社会中就展示了它巨大的魔力。正如《管子卷二十二·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物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钟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这是说货币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在于用低价收购廉价的产品，用高价销售平价物资，万物的满虚余缺随季节有所变化。注意调节经济就能维持平衡，失去平衡则价格腾贵。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要掌握调节，使万户人口的城市必定藏有万钟粮食和百万繦货币。春天保证耕种，夏天保证除草，耒耜器械，种籽粮食都由国家提供。富商大贾就不能对人民巧取豪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注重发展经济，强调把农业放在首位，春天放贷以收取布帛，夏天放贷以收购秋粮，因此百姓就不会荒废农事，国家也不会丧失财利。这足以见得管仲是多么在意货币对经济的调节。
货币兼具实物与功能的双重本性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亚当·斯密《国富论》中也介绍，英格兰银行业稳定，英国政府也稳定，政府和银行系统却建立了新的规则。“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使这种死资财变成活资财，换言之，变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品，既有利于己，又有利于国。在国内流通即国内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所赖以年年流通年年分配给真正消费者的金银币，像在商人手上的现钱一样，也是死的资财。这种死资财，在一国资本中，虽然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能为国家生产任何物品。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大部分的这项金银，使国家能把大部分这项死资财，变成活动的资财，变做有利于国的资财。流通国内的金币银币，可与通衢大道相比。通衢大道，能使稻麦流转远到国内各市场，但它本身却不产稻麦。”[6]在当时英国，英格兰银行已非普通银行可比，英国人建立的新的金融规则已使它是一个国家大机关了。英格兰银行运用金融手段，每年英国公债利息的大部分，是由英格兰银行收付，财政部证券是由它流通。土地税、麦芽税的征收额，往往是由它垫付。这些税的税款，纳税人往往逾期好几年不到国库缴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事者明察，但由于对国家的职责，亦不免发行逾量的纸币。这都是货币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行为方式。
不仅亚当·斯密，德国的大思想家西美尔在他的《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中也说：“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7]尽管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候，货币在实际经济中的作用还远没有达到《国富论》和西美尔所描述的水平，但已能展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诫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8]在当时，百乘之国由官方发行法定契券（货币）根据一年四季的物价涨落，运用货币加以调控经济，这样百乘之国的经济就可以自调了。千乘之国垄断自然资源的产地和器械制造、财物产生的途径，依据年岁丰欠运用物价涨落控制官吏俸禄，这样，千乘之国的费用就充足了。万乘之国根据年岁丰欠，利用百姓需求的缓急，规正号令而掌握经济平准，那么万乘之国的资产就足够了。(www.xing528.com)
在《管子》和《国富论》这两本书中，都强调了货币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买与卖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是“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皆为赀壤，被鞍之马千乘，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9]这与《国富论》问世的英国18世纪的状况完全不能比较的，我国的春秋时代，人们刚刚懂得货币给人们的交换带来方便，并订立契约，但英国18世纪时已经是通行的规则。货币已经让英国变得特有效率。“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驾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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