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货币学说史上，其货币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最广泛的人莫如管子，《管子卷二十二·山权数第七十五》指出：“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这种记载虽然没有办法考察其真伪，但可以说明一个基本史实，商汤时七年大旱，大禹时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于有卖儿卖女的，汤以庄山的铜铸造货币，赎救没有粮食卖儿卖女的人民；禹以历山的铜制造货币，赎救没有粮食卖儿卖女的人民。
《管子》的作者认为，货币是古代圣王创造的，在远古的中国社会，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据《尚书·益稷》记载：“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义。”这是记载夏代之初，黄河泛滥，洪水滔滔，巨浪接天，浩浩荡荡的大水包围了大山，漫上了陵冈，百姓都掉在洪水里，被巨浪吞没。大禹前后换乘四种车船，沿着山路砍伐树木作路标，跟益一起把新宰杀的飞禽走兽送给百姓吃，禹率领流民众疏通了九州的大河，把河水都导入大海；还疏通了田间的水渠，把渠水都导入了大河。跟稷一起教民众播种粮食，把百谷送给百姓们吃，并发展贸易、让百姓们互通有无，交换余缺。这样，百姓们才得以安居乐业，众多的诸侯国才能得到治理。
在夏朝大禹治水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利用货币进行贸易。《尚书·禹贡》也记载：“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这里证明：金、银、铜、美玉、美石、小竹、大竹、象牙、犀皮、鸟羽、牦牛及木材等都可以作商品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种劳动产品实际被放在相等的位置上，所以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了。交换的历史性的扩大与加深，发展了在商品性质中睡眠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为便于交易而让这种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并且不断进行下去，直到这个形态因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最后把它取得的时候为止。劳动产品越是转化为商品，由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就依此比例越是完成。”[1]当然在《管子》一书产生的年代，人们对货币的起源不可能有马克思这样深刻的认识，但是禹和商汤都看到，交换可以济贫，使民众从危机中走出来，正是这种简单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的产生，因此《管子》说中国古代的圣王创立了货币机制。
《管子卷二十三·揆度第七十八》在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中论述货币起源与交换：“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齐桓公与管仲这般对话中，讲述了交换使万民都享受其利益，从而促进了货币的产生。齐桓公对管子说：“从燧人以来，各代重大的经济筹算可以说来听听吗？”管子回答：“燧人氏以来，没有不用轻重（货币）之术治理天下的。共工称王时，水域占7/10，陆地占3/10，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控制了天下。到黄帝称王时，努力铲除各地武装势力，限制他们制造器械，焚烧山林，破坏草地，焚烧沼泽，驱逐禽兽，然后才能统治天下。到尧舜称王时，之所以能改造天下，是由于北方取用禺氏的玉，南方取用贵重江汉的珠，驱逐禽兽时让大夫参与其事。”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他们命令诸侯王之子委身为臣的，都必须穿两张虎皮缝制的皮裘，国内上大夫穿豹皮衣袖的皮裘，中大夫穿豹皮衣襟的皮裘。于是大夫都出售粮食买虎豹皮，山林猎户捕杀猛兽就像为父母报仇。这样，君主只需要冠冕堂皇的坐在朝廷上，猛兽就可以被捕杀于野外。大夫已散或交换了他的发财物，万民都享受交换带来的利益，这就是尧舜时代的理财术。”当然这种描述可能是管子一书的夸张，但其道理是对的，而且这就是古代春秋战国或汉代时人们的理念。然而尧舜时代或许还不一定形成这样的理念，但尽管是汉代，也比亚当·斯密要早近2000年。(www.xing528.com)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出：“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他交换的商品 ——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当货币使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2]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与2000多年前《管子》的思想是十分类似的“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何谓也。”这里阐述的思想是，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缓急的保证，所谓号令重于财宝，社稷重于亲戚，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粮食、没有货币，国家对经济不能控制，那一定是不可设想的混乱状态。恩格斯和《管子》都强调货币的沟渎作用，货币也就是由于人们的交换而逐步形成的。
货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生主要是适应人们之间相互交换的需要，因为方便贸易，也易于被人们体会出来，《管子》书中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货币不仅是古代社会人们之间相互交换的手段，并且也认为货币为人们开辟了广泛的流通方式，亦即便商品流通从全社会范围看，不能没有的一种通行沟通，而这种沟通必须由货币来体现。这就是“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3]
《管子》的作者深深地知道，商朝开辟了货币，但没有交换的渠道是不行的，这样商品流通和交换则无法进行。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能提出货币为沟渎这样深入的观察，在商品经济还是萌芽时期是十分难得的。《管子》书中突出地强调货币的产生，使人们得以建立广泛的流通渠道。《逸周书·大聚篇》所说：“工匠役工，以攻其材”，说的就是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据《国语·郑语》记载，周室王时有夫妇用山桑做弓、用箕草做箭囊，即所谓：“檿弧箕服”而且“鬻是器”。此类小手工业者兼小商贩进行的生产和交换，无疑都是通过货币来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货币真正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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