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社会变革中的经济思想对比

《管子》和《国富论》都产生于社会变革的年代。在管仲和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中，社会变革都十分剧烈。《国语·齐语》“管仲对齐桓公”记载：“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袯襫沾体途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1]由于管仲协助齐桓公对齐国的治理，齐国的农民许多人居住在一起，建立了村庄，他们观察四季的变化，已经把齐国的农业规范成产业。各种农业工具已经由于手工业的发展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已经学会了将土地深耕和平整。待下雨时，便抓紧时间抢种。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见到的深耕。“櫌”，《说文》解释为摩田器，这里作动词用，即是打碎土块、平整土地。播种现在看是一种简单的工作，但古代社会利用农具耕作却是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是一项社会经济的革命。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间种，都与收成有密切的关系，管仲所论述的农具的使用，使人类社会在农业生产上向前迈进了大大的一步。

《易经·系辞上传》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在管仲之前已经有人把均衡的理念论述得如此深刻。《易经》所展示的均衡思想是以天地为准则，所以能够把天地之间的道理普遍包容在内。仰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多彩，俯视察看天地河山的规则，因此可知晓光明与黑暗的事理；追溯万物的初始，反求事物的终结，就可以了解生死的规律；考察精气凝聚成为形物，气魂游散产生的变化，由此可知晓“鬼神”的实际情状。知晓《易经》的道理，与天地类似，所以行为便不会违背天地的规律；能周知万物的情态，而其道德又是以匡济天下，所以致用不会有偏差；能遍行天下而没有流弊，乐其天然，知其命数，所以不会有忧愁，安于处之环境，而敦厚仁道，故能博爱天下。《易》道之范围包括了天地万物的一切变化，不会有偏失；足以曲尽细密地成全万物，不会有遗漏；能道明昼夜，阴阳的道理，而尽知其中奥妙，所以说奥妙神奇之道无所不在，而《易经》所展示的变化没有一定形式。

《易经》的这种思想，对管子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管子》一书处处都有《易经》中的均衡的理念。而《国富论》是在《管子》之后2000多年才完成的，这本书的均衡思想更见新的光辉。亚当·斯密强调：“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相同热爱，对条理美、艺术美和创造美的相同重视，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当爱国者为各种社会的改良而鞠躬尽瘁时，他的行动并不总是由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幸福所怀有的单纯的同情引起的。一个热心公益的人赞助修公路，通常也不是出于对邮递员和车夫的同情。”[2]这里告诉人们，政策的完善，贸易和制造业的扩展，都是经济社会的目标，有关它们的计划使人们感到高兴，任何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事情所有人都有兴趣，这些内容成为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部分，国家机器轮子似乎因为他们而运转的更加和谐和轻快了。人们看到这个如此美好和重要的制度完善起来感到高兴，而在清除任何可以给它的正常实施带来丝毫干扰和妨碍的障碍之前，人们可能感到不安。然而，一切政治法规越是有助于促进社会均衡状态的实现，人们的生活就会感到很幸福，就会越觉得受尊重。(www.xing528.com)

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均衡，是现代社会的均衡，在社会经济变革进程中，当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新规则取代旧规则，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时候，“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3]这是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打破了旧的均衡建立了新的均衡。而建立这新的均衡的动力，是每个人把资本用以支持国内产业，必然会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生产物尽可能的实现最大产量，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