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比较：生产均衡探讨

我国在春秋和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大变动，为了维持生产均衡，工商业都由官府垄断，春秋后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工商业者。战国时，手工业者的分工很细，手工业者之间，工农业的商品交易活跃起来。同时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需要相互交换，商贩活动兴起。

在这种情况下，《管子卷二十四·轻重乙第八十一》记载：“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曰：‘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故曰：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齐桓公看到了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问题，问平衡供求有定数吗？管子回答：“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使物价有高有低，不能固定。”桓公又问：“那么这种不平衡可以调整么？”管子回答：“不能调整。调整就是静止，静止就是固定，固定就高低没有区分，这就致使物价不变，物价没有起伏则万物不能利用。”桓公又说：“那么如何掌握时机？”管子回答：“一年有四个时机，分别在四季。这就是说：农业生产即将开始，调和农民按什伍编制预售农具，这是春天的时机；夏天即将到来，是缫丝的季节，这是夏天的时机；大秋季节，粮食荟萃，这是秋天的时机；寒冬在居室做工，妇女绩麻纺线织衣，这是冬天的时机。因此一年有四个时机，分别在四季。清楚了这四个时机的顺序，国家发号施令，就可以使物价十倍百倍的升降，不能固定不变，所以说供求平衡没有定数。”齐桓公和管子都看到了均衡生产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

当然，到了18世纪的英国社会，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时，生产的均衡主要依赖于商品交换多少货币。货币与商品进行广泛的交换，就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状况。亚当·斯密指出屠户需要面包或麦酒，不是把牛肉或者羊肉直接拿到面包店或者酒店去交换，却是光把牛肉或者羊肉直接拿到市场去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交换面包或麦酒。他所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决定他后来所能购买的面包量和麦酒量。因此，屠户估计牛羊肉的价值，自然多用牛羊肉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货币量，少用牛羊肉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面包和麦酒量。家畜肉一磅值三便士或四便士比如说肉一磅值面包三斤或四斤，或值麦酒三夸脱或四夸脱，也更合宜。所以，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多按货币量计算。[2]在这里亚当·斯密论述的调解生产均衡的办法，当然要比《管子》的论述要清楚得多。管子能谈到的均衡还是农业和手工业时代所实现的生产均衡，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要把人们引到现代社会生产的均衡。

在管子所处时代，我国的春秋时期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由于铁骑和牛耕的使用，井田制的解体，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劳动的出现，使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作物的产量日益增加，个体农民为了实现自己扽生产均衡开始出售农产品，并以此来交换自己需要的日用品。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我国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周王室东迁之前，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王室遗物；进入春秋以后，诸侯国的文物便在各地大量出现。制铜、冶铁、制陶、漆器、丝织、麻织、制骨、煮盐等多重行业日益兴起。工艺水平快速提高，独立的手工业者也逐渐增多。他们到市场上去推销他们的产品，换回生产资料和日用品。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形成新的规模。贵族和王室的剥削量也水涨船高，他们占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生活也更加奢侈。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市场交换也日益频繁。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实现了新的均衡。

因此《管子卷二十四·轻重乙第八十一》这样记载：“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数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桓公问管仲：“皮、干、筋、角、竹箭、象牙、羽毛、皮革供应不足，有办法吗？”管仲曰答：“只有多方收购才行。”齐桓公又问：“怎样实施？”管仲回答：“请下令为各国商人建立客舍，一车货物的商人供给粮食，三车货物的商人供应牲口草料，五车货物的商人有仆役侍候。这样，天下各国的商人就会像流水一样进入齐国。”管仲的观点是有远见的，他要用商业流通调节生产均衡，这样生产均衡才能实现。

这一点管子和亚当·斯密的思想倒很有共同的地方。亚当·斯密认为，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须从外国取得葡萄酒；同样没有金银矿的国家，也无疑社会依赖贸易从别国取得金银。在一个生产和贸易均衡的国度里，政府即使不关注某一物品多或某一物品少，则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生产均衡。一个有钱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会获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个有资力靠销售产品获得金钱的国家，也绝不会缺少金银。金银像其他商品一样，必须以一定价格购买。正因为金银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金银的价格。(www.xing528.com)

我们完全有把握的相信，任何社会生产都趋向均衡状态，亚当·斯密指出：“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但按照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调节作用，在金银这种商品上最为容易，也最为准确……如果英格兰除自己所拥有的黄金外，其有效需求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黄金，那么一艘兼载客货的定期邮船就可从里斯本或从其他可以购买黄金的地方运来黄金五十吨，用以铸成五百多万几尼。但如果有效需求需要同等价值的谷物，那么以五几尼换一吨谷物计算，输入这批谷物便需要载重一百万吨的船只，或每艘载重一千吨的船只一千艘。”[3]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18世纪英国的生产均衡是怎样实现的。

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国的生产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因而使一些欧洲国家开足马力并提供新技术，这使欧洲国家生产均衡进入一种新的状态，而在以前生产的范围是狭窄的。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社会维持均衡生产是困难的。市场的开辟，劳动生产力改进和提高了，欧洲各国的产品产量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加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是新奇的。于是发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交易，这当然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利，但自然对所谓新大陆的美洲也同样有利。

几乎同时发生的经由好望角至印度的航道的发现，又开辟了一个比美洲更大的市场，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然而综合起来衡量，却比墨西哥、秘鲁等美洲国家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进步。实际上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管子卷二十四·轻重乙、丁第八十三》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这样的对话：“桓公曰：‘衡数吾已得闻之矣，请问国准。’管子对曰：‘孟春且至，沟渎阮而不遂，溪谷报上之水不安于藏，内毁室屋，坏墙垣，外伤田野，残禾稼。故君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夏，帷盖衣幕之奉不给，谨守泉布之谢物，且为之举。大秋，甲兵求缮，弓弩求弦，谨丝麻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给，黄金之赏不足，谨守五谷黄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此之谓国准。’”这段话中齐桓公问管仲：“平衡供求的理财方法我已经清楚了，然而怎样实施实现其平准政策呢？”管仲回答：“早春将到，沟渠阻塞不通，溪谷堤坝的水泛滥成灾，内则毁坏房屋墙垣，外则伤害田野庄家，所以君王应该密切关注百姓为上交水利费而抛卖的物资，并大量收购。夏天，兵车的帷盖衣幕供应不足，君王要密切注意百姓为上交布帛而抛卖的物资，并大量收购。秋天，盔甲兵器需要修缮，弓弩需要上弦，君王应该密切关注百姓为上交丝麻而抛卖的物资，并大量收购。冬天，雇人自造武器，粮食供应不足，黄金赏赐不足，君王要密切注意百姓上交粮食、黄金而抛卖的物资。掌握了这些以后，富商大贾就不能故伎重演囤积居奇了。这就是国家维持生产平衡的措施。”

当然，管子的生产均衡，还是比亚当·斯密所谈的生产均衡要简单得多，但这种均衡的思想比亚当·斯密的思想要早2000多年，春秋时代的各国，正因为管仲用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帮助齐桓公治国，因此使齐国的经济实力远远强于其他诸侯国。《管子》作者是把国家变作前资本主义市场，总想使国家的各种财政经济措施采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方法在于强调经济效率。正如《易经·泰卦》“彖辞”所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学，中心隐也。”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也说：“如果尽一切努力生产出所能生产出的商品，而商品供应仍嫌不足，那就必须从远处运来所必须的商品，以供应市场的需要，这样一来，距离较近的各郡物价一定会相应的上涨。或者是，如果上述各郡花费比现在所花更多的劳动来改良土地，使土地丰产（例如，以犁代锄，以定植代散种，拣选优良种数以代不分好坏杂乱选种，用事先加以浸渍以代不作任何加工就用，用盐施肥以代用烂草施肥，等等），那么，地租就会因收成的增加超过所用劳动的增加，而成比例地上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