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经济向交换经济过渡的时代，无论是管仲还是亚当·斯密，他们都强调要建立社会规则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管子·权修》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管仲认为，土地产生财富有时节的限制，民力使用有疲倦的时候，而君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用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止境的君主，如果没有把握分寸，就会导致上下之间的怨恨，经常出现臣杀君和父杀子的现象。因此，能做到有限度的取之于民，有节制的用之于民，国家即使弱小，也一定安宁；反之向人民横征暴敛，消耗又毫无节制，那么国家即使强大也必然危亡。
管仲看到发展经济，使国家强大必须遵循均衡的规则，而和管仲生活年代相差两千多年的亚当·斯密也有这样的观念。他在《国富论》第九章指出：“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一国的资本，如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的资本相比，已达到饱和程度，那么各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5]亚当·斯密在这里强调的就是社会经济必须均衡发展，因为人们对生活有向往，有追求，必然使社会和谐、均衡发展。人们对社会生活要能很好地把握它，驾驭它，才能实现很好的控制。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考察越深入，就会发现我们的社会和自然有均衡的奥义。
均衡在《管子》和《国富论》中都赋予了它深刻的内涵。《管子卷二十一，版法解第六十六》曰：“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顺，事有称量。人心逆则人不用，事失称量则事不工。事不工则伤，人不用则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质。”管仲在这里强调治国的关键有两点：一是人，二是事。人要求必须效力，事要求必须完善。但人有忤逆有顺从，事有份量有尺度；人心忤逆就不愿意效力，事情失去份量尺度就不会完善；事情不完善就会有伤害，人不肯效力使用起来就会有怨恨。所以说，取用别人应比照自己，办事成功要根据实力。
根据均衡的原则，成事根据实力，就是运用其份量尺度；取用别人比照自己，自己不愿接受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要详查各项财用慎重处理布施和酬报，明确每件事的限度，使用财力不能吝啬，使用民力不能过分。用财吝啬事情就不能顺畅，用力过分百姓就会劳苦。因此亚当·斯密在谈到中国古代社会时说：“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管理达到这种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多以其他法则，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能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6](www.xing528.com)
为了寻求事物发展的均衡，楚国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用一千五百多字，三百七十余句，呵问成篇，就是围绕均衡这一核心问题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7]屈原所问的是：那远古开端的形态，是谁把它传述下来？上下混沌而天地还没有形成，又根据什么办法去考察？宇宙一片混沌暗昧，谁能够考究明白？大气弥漫无形象，根据什么辨认出来？白昼光明黑夜昏暗，为什么这样分明，阴阳二气结合产生万物，它们谁是本源谁是化生？圆圆的天盖有九层，是谁把它度量经营？这是何等的大工程，当初是谁把它创造完成？枢纽上的绳子拴在何处？天的顶端架在哪里？八根擎天巨柱竖在何方，地势为什么东而低？天体的中央八方各有边它们怎样安放怎样连成一体？天边的角落曲折无数，谁能知道它的详细数目？这一句句发问，问题都与均衡相关。
均衡问题在古代社会就被关注着，同时也被近代西方思想家们所关注。亚当·斯密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经济的任何波动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因此他才写出《国富论》以纠正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错误政策倾向。亚当·斯密在这本书中回答了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这些基本问题。亚当·斯密之后的英国社会，接受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从而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管仲之后的中国社会，则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接受《管子》一书的观点，因此推迟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进程，这是十分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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