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社会经济生活都需要有条理。首先是结构要尽可能简单，以使忙碌的政治家和商人能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管理好经济，商人又能赚到钱。实际上人们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常常都感到十分难控制，因此犹豫不决，甚至使经济出现混乱。《管子》里面许多文章直触碰到的都是社会经济不均衡问题，管仲在当时的条件下，协助齐桓公把问题解决。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英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因此碰到的问题更多，英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和开拓的精神也解决了许多不断出现的不均衡问题。
在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诸侯争霸促进各国快速发展经济。许多诸侯国都需要把先进的管理经验简明化和普及化，使之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管子》一书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对经济给予正确的指导，这本书与其他诸子百家的理念不同，主要在于《管子》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看成是合理的，并主张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管子卷二十三·地数第七十七》指出：“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1]管子认为，从前夏桀统治整个天下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七十里薄地而财用有余。天并没有专门为汤降下粮食，地也没有专门为汤生产财物。而是伊尹善于流通交换轻重之术、善于用经济政策开闭封发，精通利用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来控制价格。这样使经济健康发展。在我国看到的文献中管仲告诉齐桓公，“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2]管子认为，玉产于牛氏的边山，金产于汝水、汉水右边的洼地，珠产于赤野末光一带，这些地方都距离周都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难以获得。所以先王分别运用他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币、布币为下等货币。国家号令急迫，金价就会上涨，缓慢就会下跌。先王权衡号令的缓急，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而操纵上下两等货币的作用，这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管仲看到社会价格常常是波动的、不均衡的。因此他要找到一种办法，让社会实现均衡发展，免得引起过多的社会矛盾。2000年以后，亚当·斯密也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他在《国富论》中指出：“未开化社会，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牲畜无疑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了，古代往往以牲畜头数作为交换的评价标准，亦即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牛九头，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牛一百头”。据传，阿比尔尼亚以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自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做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3]无论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的英国货币都是化解人们交换过程中进行等价交换的标准，没有这个标准，矛盾双方的利益关系就化解不了。(www.xing528.com)
不论任何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原因，自然经济尽管总是朝向均衡的方向发展，但矛盾是避免不了的。在我国古代社会，春秋战国时期正式我国从自然经济向交换经济过渡的时期。这时，王室经济；诸侯国公室经济；卿大夫采邑经济；小农经济；个体小手工等经济；公社共同体经济交织在一起。独立的个体小手工等经济开始逐渐展示它强势的竞争地位，直接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打乱了过去自然经济的平衡。《管子卷二十三·地数第七十七》记录了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齐桓公问管子准备保值国家财利，不被天下各国赚取，反而凭借天下的优势，发展齐国经济，这样可行吗？管仲认为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号令急迫则物价上涨，国家靠政策可以控制物价，因此就控制国家财利，使国家达到经济平衡而取得竞争优势。
这种平衡经济的理念，源于对中国春秋时期经济动荡的认识。这种认识亚当·斯密在他《国富论》里说得更充分：“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同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必能推动更大量的国内产业，使国内有更多的居民能够由此取得收入和就业机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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