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比较: 四民分业与分工思想的区别

考察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必须回到我国春秋时代，考察当时我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发展的经济状况。我们首先要注意这样一点：“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5]“一切工业劳动者都要靠农业、畜牧业、狩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6]“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7]完全脱离农业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的人员不断增多，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活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相对数量规模越来越大，这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反映了农业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农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管仲指出：“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8]管仲认为，把手工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让许多人在一起工作，观察一年四季市场的变化，了解在什么地方哪个行当可以赚钱，这样手工业才知道把自己的技艺发挥到哪里，再利用资源上与别人互通有无，相互协调，人们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地工作，就在于期待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卖到各地，以教化好自己的子弟，认真学习各种技艺，言传身教掌握各种技巧。这样把学识经商及作工的理念一代一代传下去。人们从幼小的时候就善于学习，长大了才能踏踏实实做事，并且做任何事情都能坚持做下去，不见异思迁，其长辈和哥哥便能把自己的学识和技艺传下来，其子弟这样便顺其自然的学习了技术。作工有技术和技巧的人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然而，当我们见到《国富论》中的分工理论，其视野则比《管子》要大得多，《国富论》的着眼点不在于一家一户技术的传承，而是促进社会共同资源的利用。“使各种职业家的才能形成显著差异的，是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也是这个倾向……他们彼此间，哪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靠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9]只有市场的扩大，才能使人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的产品。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需要到大的市场上去经营，这样才能使人们赚到更多的钱。

当然管仲又强调，“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10]在管仲的社会分工思想中，还是要把商人召集到市场之中，“群萃而州处”，观察市场的变化，凭借自己的资金多少，“以知其市之贾”，采取“负、任、担、荷，服牛、轺马”，到四周各地做生意，“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供给多的商品就便宜，稀缺的就贵，商人从早到晚，天天如此。“以饬其子弟”坚持经商，“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也会在经商又足的调教下经商，故商人的后代经商的较多。(www.xing528.com)

在《国富论》的分工思想中，亚当·斯密则是具有全球社会分工的战略眼光，他指出了“根据仅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化最早的仍是地中海沿岸各国，地中海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没有潮汐，因而除风起浪涌外，也没有可怕的波涛。地中海，由于海面平滑，岛屿棋布，离岸很近，在罗盘针尚未发明，造船技术尚不完全，人都不愿离远离海岸而视狂澜怒涛为畏途的时候，对于初期航海最为适宜。在古代，驶过世界的尽头，换言之，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而航，在航海上久被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的企图。”[11]就是在这种条件，欧洲开始了他们国际分工的实践。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农产品贸易广泛展开，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更广大的市场，各种产业分工被进一步深化，工业品和农产品贸易使欧洲国家走在了世界的前进。

尽管《管子》的分工理论比亚当·斯密早得出，但我们没有广泛推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陆航行的范围。这种航行范围的广阔，不但非尼罗河或恒河所可以比拟，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尘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全然得自内陆航行。”[12]管仲虽然是中国古代社会比较开明的思想家，但他的经济思想没有在后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因此他的思想后来并没有被发扬光大，只是他的重农思想还能够被中国后来人所遵循。“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袯襫霑体途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生物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13]管仲在春秋时期就把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思想用于对社会经济的管理，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先进的，但后来这种思想长期停滞在管仲的思想不前，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遗憾的事情，而《国富论》的分工思想是英国人通过贸易把之广泛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