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分工：四民分业特点总结

社会分工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演化与推动。在春秋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根据文字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表明，经济单位除了经营农业以外，还建立了种种手工业作坊，经营各种手工业。青铜手工业，生产炊具、食器、酒器、乐器、兵器、车马器以及生产工具等青铜制品；陶瓷手工业，制作适用于日常生活需要的种种陶器，原始瓷器、以及陶制建筑材料；木器手工业，制造船只、车辆等交通运输工具；漆器手工业，生产饮食器、容器、家具、武器（木质部分）；骨器手工业，制作农业、手工业和渔猎生产工具，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服饰用品和其他装饰用品；玉器手工业，生产各种礼器、仪仗器工具以及装饰和陈设用品；丝织业，生产绚丽多彩的织品；麻纺织业，生产规格多样的麻纺织品；毛皮加工业，生产各种毛皮制品。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百工”之称，所谓“百工”，便是指当时社会中的手工业而言的。

因此，在管仲看来，把具有各种不同长处的人，让他们的长处都发挥出来，这样能创造最好的效益。因此他说：“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訾讆之人，勿与任大。譕臣者，可以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于天地。”[1]管仲认为，分工要把有长处的人的长处发挥出来，没有长处的人也不能委以重任。深谋远虑的人可与共图大业，见识高超的人可同他共同致力于治国之道。对于那种急功近利的目光浅薄的人，去了就不必再召回来。见多识广的人深谋远虑，才气伟大的人大家都亲近他。希望别人感怀自己，一定要布德惠而不可厌倦。不可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不足以依靠的，不应承允而轻易承允的诺言是不值得信任的，谨小慎微成不了大器。如果人能信守格言，在社会分工中使可以做得非常有效率而参于天地。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2]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挑夫。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他们生下来，在七、八岁以前，彼此天性极相类似，他们的双亲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们之间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成年以后，由于从事极不相同的职业，于是他们才有所差异，渐渐可以看出来，往后逐渐增大，结果，哲学家为虚荣心所驱使，简直不肯承认他们之间有一点类似的地方。(www.xing528.com)

当然，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需要的必需品，那么人们的任务和分工就不会存在，工作的差异和能力的差异也不会那么大，分工可能就不存在了。然而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不会这样。《国语卷六·齐语》记载：“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他的这一思想，成就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昌盛。按照管仲的治国理念，“士、农、工、商”要充分发挥他们各个不同的长处，“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3]这就是说国土辽阔，各地不能不设官吏；人口众多，官府不能没有首长；掌握国家的命运，不能没有法令。土地辽阔而国家贫穷的，是因为土地没有得到开垦；人口众多而兵力薄弱的，是因为百姓没有得到教化管理。土地没开辟，百姓没有教化分工，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因此，要使国家强大，四民分业，自是当然。

这种思想与后来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是十分吻合的。亚当·斯密指出：“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4]也许还有另外一些人，因为善于建房，所以常常被人请去制造茅屋，可以换的粮食或肉、衣服等等。于是人们发现，完全献身于某一工作对自己有利，因为就成为某一行业有技术专长的人，也许铁匠、铜匠、木匠、制革者、造船者、纺织者都是这样形成的，人们发现自己有专长比没有专长更好，因为有专长能挣更多的钱，工作起来自己又熟练，同时还相应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