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和《国富论》都强调要靠利益的趋使，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管子卷四·枢言第十二》曾经这样说；“贤大夫不恃宗，志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足谋之间耳。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欲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憨。”
这是《管子》所描述的“自利”大略，也可谓大的“自利”，管仲主张贤明的大夫不仗恃门第非凡的士人不凭藉外权。平平淡淡的小利算不上功效，平平淡淡的设备不足为用，所以保守国家，安定社稷这样的大利，就在于深谋远虑之中。圣人用心，浑沌一片专心致志，隐隐约约不得其门，纷纷杂沓像一团乱丝，循循有序如有所从，所以求智慧的人使其聪明，想利益的人给他利益，想勇猛的人使其勇猛，想富贵的人使其富贵。谁想富贵就创造条件使其富贵，这样会被称为有法度；谁想勇猛就发挥他的勇猛，这被称为合理恭敬；谁想发财就创造条件使他发财，这样的环境是仁德的环境；谁想智慧就让他发挥聪明才智，这就被称为敏达。正是这样的治国方略，管仲和齐桓公时代的齐国，才成其霸业。
当然，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是奉行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开明的政策。
《国富论》几乎无处不在地鼓励每个有能力的英国人，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诚然，尽管每个人考虑的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或者极其必然地会引导他去选择一种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成为荒唐的事情。如果外国供应给我们的商品，比我们自己制造的还便宜，我们最好还是使用那些我们在生产上有利于自己产业的一部分物品向他们购买。国家的总劳动既然总是与维持他的产业资本成比例，也就绝不会因此减少，正如上述工匠的劳动并不减少一样，只不过顺其自然寻找最有利的用途而已。”[10](www.xing528.com)
而亚当·斯密同时以更为开放的视野阐述了英国大制造业经营者，如果由于国内市场上突然面对外国人的竞争，不得不放弃老本行，他所遭受的损失肯定不小。通常用来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要想寻找另外用途也许困难不会太大。但竞争要求企业和每个人要想在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就必须大胆创新，不创新自己的优势就要在市场中变为劣势，自己的利益就要受损失，甚至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管子·枢言》又指出：“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適莫如后。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当然，《管子》在这里把人们的自利的行描绘得很抽象，天以四时使于世，地以原材使于世，人以德义使于世，鬼神以祥瑞使于世，禽兽以劳力使于世。所谓德，就是先导，所以行德要争先，应敌要落后，先王以一阴二阳行德可以成霸业，全部用阳可成就王业，以一阴二阳就衰落，完全用阴就灭亡。计量不以少为多，称量不以轻为重，丈量不以短为长，不清楚这三点就不可以干大业。管仲这里意在强调，要谋求大利，不仅要竞争，而且还要扎扎实实，不然是无法达到目的。
然而无论是《管子》还是《国富论》，常常强调的是，要让一个伟大的民族，使他们能自己制造世界上品质最好的产品，并以十分有利的方式促进这个伟大的民族以最为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售出产品，使用资本和劳动，使得人类的创造力得以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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