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当·斯密的阐述的思想中，认为无论人们会怎样地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说：“邻国的财富，尽管在战争或政治中会对我国形成威胁，但在贸易中，则确实对我国有利。和平通商时，他们又可以利用这些财富与我国进行更多价值的贸易，为我国的工业产品或其他物品提供一个更好的市场。相比穷人而言，富人对于他勤劳的邻居来说，是个更好的顾客，国家之间亦是如此。事实上，一个富裕的制造商对于周围地区的同行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邻居，但是，对于其他的大多数邻居来说，他的花费却是提供了一个市场，使他们受益。他和实力较差的同行之间进行竞争而低俗抛售货物时，他们还会从中渔利。”[5]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既通俗而又解释的透彻。
亚当·斯密的这种思想，2000多年前的齐国宰相管仲也有许多清楚的阐述。管仲认为：“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奢而下摩，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积而得食矣。徏邑移市，亦为数一。”[6]管仲十分看重商人经商逐利对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商贾对于国家不是庸碌无为的人，他们选择在哪里经商不择地方，服从谁的命令不择君主，外出经商是为了追逐利润，回家也不会守株待兔，赚钱还是尽可能地赚钱。国家的山林，可以采伐木材赚取利润，市场的税收，可以两倍于投资。所以上面奢侈则下面挥霍，君、臣、宰相上下相亲，于是君臣的财货都不会私藏不动，这样贫民就有了工作，可以求得衣食。把田邑迁入市场，这也是解决人们生存就业的办法之一。我们盛赞管仲，看到两千多年以前就有当今社会的市场经济思想。
无论任何社会，人们希望发财都是一个直接的愿望。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看到了人们自利之心和自利的行为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于是鼓励百姓经商，发展贸易，官府给百姓提供良好的市场，刺激想发财的离开穷乡僻壤，到集市贸易繁华的地方去发展商贾事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财富流通多的地方，财富流通的渠道也宽广。这些常识既然能影响1个、10个、20个人，同样也能影响到100万、1000万、2000万人，或者更多。而且使整个国家都认为，邻国的富裕，对自己来说可能就是致富机会。
对这样的现象《管子》的解释是：“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县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积之市，一人积之下，一人积之上，此谓利无常。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7]自利之心让人们无事而积财，以防备有事，该怎么办：回答是这样的，积财者应将余粮奢侈消费，美饰车马而驰骋游乐，多酿酒醴而尽情挥霍，一千年也不会外出乞食，这才是堂堂正正的大事。各县财政收入有人主管，将各种收入用以满足需要，如果不用就投入市场；有时收入越积越少，有时收入却越积越多，这叫做盈利无常。百姓没有宝藏，以财力为首，流通后才能建立城市，如果财力不景气，就要考察原因，从而转移途径。(www.xing528.com)
《管子》所阐述的思想与《国富论》惊人的相似。亚当·斯密指出“想通过对外贸易致富的国家如果其邻国都是富裕、勤劳、商业化的民族，当然就很容易达到目的。一个国家周围如果都是一些游牧、未开化的民族以及贫穷的野蛮人，那么耕种本国土地和经营国内产业，无疑可使国家致富，但是要靠国际贸易致富，那就绝对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和近代的中国似乎就是靠耕种本国土地，发展国内商业而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忽视外国商业，近代中国对他也极端轻视，不给予国际贸易以任何正当的法律保护。近代外国通商原则就是使所有邻国陷于贫困境地，如果它能达到这一目的，那它就一定会让这种贸易变得微不足道，无足轻重。”[8]
古往今来，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文章中，经常见到的都是对自利行为的批判，只有中国的《管子》和英国的大思想家亚当·斯密把自利行为解释得如此深刻，解释成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在这里我们想起著名的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曾这样说：“最早想出新颖见解的人，远远走在时代前面，以致人人以为他无知，结果他一直湮没无闻，不久就被人们忘记了。后来，世间的人逐渐有了接受这个见解的心理准备，在此幸运的时机发表它的那个人便独揽全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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