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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比较:实现幸福的完善方向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爱国者为各种社会政治的改良而鞠躬尽瘁时,他的行为并不总是由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幸福所怀有的单纯的同情引起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管子,他们都认为支配人类行动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愿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维护自己利益的本性是与各种欲望相伴随的。亚当·斯密比管子还更明确地肯定了利己之心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满足人们自己的欲望是天性,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

《管子》与《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比较:实现幸福的完善方向

亚当·斯密在谈到人的本性贪婪和自私的行为和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须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7]人类相同的本性,对秩序的相同的热爱,常常足以使人们喜欢那些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当爱国者为各种社会政治的改良而鞠躬尽瘁时,他的行为并不总是由对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幸福所怀有的单纯的同情引起的。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常常谈到唯利是图是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已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8]

与之相对照,《管子》认为:“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9]这里是说,得人心的办法,最好是给予利益;而给予利益的方法,最好是通过思想上的引导。所以善于管理国家的人,总是使田土垦壁而国家富裕,朝廷安闲而吏治清明,公法通行而邪恶戒止,仓廪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进用而奸佞罢免。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管子,他们都认为支配人类行动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愿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维护自己利益的本性是与各种欲望相伴随的。就是说人在本性上是自私的,总是在欲望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促成社会利益的形成。亚当·斯密比管子还更明确地肯定了利己之心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满足人们自己的欲望是天性,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从这种“经济人”活动的利己主义出发,探讨人类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主要有这样两个:

第一,人性的本能追求利益的扩大和生活的创新。亚当·斯密把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首先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人”天生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它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在古代社会人们对时间的准确性并不严格,但时间掌握的准确与否,有时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于是人们就创造了各种计时方式,以手表对计时准确的要求,人们为了有最为准确的计时工具,形成和推进了这种天生的创造性。由于一些人在利益对发明、改良和革新的迷恋,这种迷恋激起了人们辛勤工作的热情,鼓励着人类去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亚当·斯密在他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立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10]亚当·斯密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这种论述,可谓是精彩至极,人们无法不接受。

第二,为了追求财富而极度地工作是出于实现和和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的需要。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追求财富有最为充分和正当的理由,所以很多人都把夸耀财富、掩饰贫穷作为动机。他说:“按照我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就是“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他认为,人们所需要的必需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满足,他们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11]他说:“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为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12]为了取得它,宁可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从亚当·斯密这些论证来看,实际上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的;但他却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这就使他的研究与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管子有十分相似之处。

《管子》认为:“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多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亡国。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务也。”[13]思想家尽管在不同时代,也有很多心心相通之处。管子认为古代的明君之所以能取得盛名广誉,创立丰功伟业,显赫天下并为后世铭记,没有听说不是因为深得人心的。暴君之所以亡国,危害社稷,覆灭宗庙,被天下湮没无闻,从来没有听说不是因为丧失民心的。现在拥有封土的国君,却想居处安定,行动威严,作战胜利,时守牢固,大的要称王于天下,小的要霸临诸侯,如果不重视得人心,轻者兵败地减,重者身死国亡。所以说:人心不可不重视,这是天下的最高准则。当然,亚当·斯密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是合理的完善的。因此他在《国富论》中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格化的“经济人”描绘成比较完美有种种美德的人,还是需要我见仁见智地去分析。

[1]淤《管子卷十七·禁藏第五十三》。

[2]于《管子卷十七·禁藏第五十三》。

[3]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汉对照全译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37页。

[4]于《管子卷一·权修第三》。

[5]盂《管子卷一·权修第三》。(www.xing528.com)

[6]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汉对照本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975页。

[7]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2版,第229-230页。

[8]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英汉对照本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975页。

[9]盂《管子卷三·五辅第十》。

[10]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第6页。

[11]淤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第6页。

[12]于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第61-62页。

[13]盂《管子卷三·五辅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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