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对比

《管子》和《国富论》首先都肯定自利是人的一种天性。人类的自利观念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的情感都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有所同也。”[1]欲得所乐与不欲逢所恶都是利己。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任何地方所获得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满足人们自利的愿望有关。每个人都希望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获得更多的财富。

在《管子》一书中，他力求用这样的观念去解释“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2]

这是多么入情入理的自然主义的个人自利境界。《管子》这里是说，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以祸害阻止人们，以利益引导人们。能够把握利害关系的人，必然收获的财富多而过错少。人之常情，见到利益没有不追求的，见到灾祸没有不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程，夜以继日，不远千里，就是因为利在前面；渔民下海，海深万仞，逐波逆流冒险航行百里而昼夜不息，就是因为利在水中。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高山也无所不至，即使是万丈深渊也无所不入。所以善于把握利益之所在，人们必然赞美而顺从，不用指挥就会去，不用招引就会来。既不烦劳也不干扰，而人民自然富裕。就像鸟雀孵卵，无形无声，只见其成功。(www.xing528.com)

“自利”从人类社会形成之日起，就是一种抽象的人性，是最主要的社会推动力。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第二章中曾经指出：“在文明社会中，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人的合作和帮助，而他的一生也不足以获得几个人的友谊……人类社会几乎总是需要同胞的帮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善意，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诉诸他们的利己之心，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就有可能如愿以偿。不论是谁，如果要同他人做交易，都要这样提议：请给我那个我所要的，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这句话就是交易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帮助绝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3]接着亚当·斯密又描述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饭食，不是出自屠户，配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之心，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更多地不是依靠相互仁慈，而是通过唤起别人的利己之心，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

个人自利的观念，在中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只是在《管子》中才得到鲜明而又系统的发挥。《管子》认为：“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比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4]这是说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须重视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想治理好国家，必须爱护关心本国人民；想治理好人民生活，必须全心全意地保护百姓的经济能力。君主如果不能使人民生活幸福，他们就会远离君主而去，谁都难以阻止；君主如果不能善于使百姓发财致富，则社会就不会有很好秩序，即使百姓留下来也不一定听从君主的命令。如果别国的百姓来到自己的国家而不肯离去，是君主能满足他们自利的要求而让他们快乐，人口众多可以和谐统一，则是因为君主满足他们自利的愿望，因而能实现有效治理。这样国家富强了，人民安定了，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