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财富来源经济思想比较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人们都把劳动看成是财富最重要的来源。《管子卷一·牧民第一》强调：“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无旷则民乃营，上无量则民乃妄。”这是说不勤勉天时，国家就生财无道；不发掘地利，国库就会空虚。土地荒芜就会使百姓变得懒惰，君主挥霍无度将致使人民反抗。管子强调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本。每种劳动都有利于公众，并促进财富的增长，而且基本上主张，社会要通过那些打算用钱雇佣劳动的人要求它所最需求的劳动。这些需要和供应，是人们可以信赖的社会利益的唯一说明，而国家当局可以完全信赖个人利益来发展工业。亚当·斯密断言，最需要的劳动永远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根据这个理由，这样的劳动报酬也就最高，同时也必定最有成效。他认为，随着财富以及国家所掌握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增加，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满足国内消费的农业，国内贸易和工业方面，最后也要注意运输业。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力从一个萧条的工业转到更能盈利的工业永远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农业和商业起见，他要求政府只须给它们以完全的自由，无需任何优待，因为他把一切发展国民财富的希望都寄托在竞争上。

无论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近代的继亚当·斯密之后西方的思想家们，都是把劳动作为致富的源泉。故《管子·立政》曾指出：“君子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莱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管子认为：作为善于治理国家的君子，必须注意以下五点：一是山林沼泽不能防止火灾，草木不能繁殖生长；二是渠道不能畅通，塘堰不能蓄水；三是田野没有种植桑麻，五谷粮食没有因地制宜；四是家中没有饲养六畜，蔬菜瓜果也不齐备；五是工匠争相刻意雕琢，女红追求文彩，这五者都会致使国家贫穷。因此，只要做到了山泽防火，草木茂盛；渠道畅通，塘堰充盈；桑麻广泛种植，五谷因地制宜；六畜大量饲养，蔬菜瓜果齐全；工匠不求精雕细琢，女红不求繁花异彩，这样国家能富庶丰裕。

当然《管子》把财富的形成看得过于简单，很大程度上还属于自然经济时的财富理念。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这也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人人都力图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饿了便到森林去打猎；衣服坏了，便剥兽类的皮草来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树枝草皮，尽其所能，加以修葺。”古时候人们通过劳动驯养牲畜，使它们成了自己的财富，通过开发土地，而把土地变成了自己的财产和财富，他们所居住的荒岛，在没有通过劳动以前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所获得的果实吃掉，而是把它们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如果他们把这些果实利用到地里再生产，如果他们耕种土地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如果它们把土地围上篱笆以防止野兽侵害，如果他们栽种多年以后才收获树木，那么，他们不只是创造了他们劳动使土地生长出来的一年的生产价值，而且也创造了土地本身的价值。因为他们和驯养牲畜一样把土地也驯服了，使它们变成了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管子》指出：“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之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闲货之门也。故曰识货不遂，金不虽多，谓之贫国也。”[1]管子认为，看一个国家是否富有，要看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观察它的桑麻种植情况，估计它的六畜养育。山泽广阔，草木容易生长，土地肥沃，桑麻容易种植；草料充足，六畜容易繁殖。如果虽有广阔的山泽，却不禁止乱伐草木；虽有肥沃的土地，种植桑麻却不得当；草料虽多，饲养六畜却要收税，这就堵塞了财货的大门。物产不充足，即使金银珠玉众多，也叫做贫国，所以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观察它的桑麻种植情况，估计它的六畜养育，就不难知道这个国家是贫国还是富国。管子认为劳动获得财货是最重要的财富，劳动是获得财富的源泉。

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人们肯求助于大自然，它是可以随时资助人们，并使人们的能力增加无数倍。一切财富积累的历史永远出不了这样的范围，即创造财富的劳动，积累财富的节约，消耗财富的消费，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对不是财富。对人完全无利，不能满足人的愿望，也不能间接或直接为人所使用的东西，不论是通过怎样的劳动产生的，也同样绝非财富。最后，完全不能积累，不能保存的以备日后消费的东西，即使也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也是为人的享受被消费的，也绝非是财富。

英国17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威廉·配弟曾说“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2]《管子卷十六·小问第五十一》曾说：“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力是人们的劳动力，人们能即时从事于土地的耕作，则国家必富强。又说：“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3]这里很清楚地指出土地是一项很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劳动是财富的根源，土地没有劳动也无从发挥自然的作用，而不劳动就无从得到财富。

创造财富的劳动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的确，当人们把自然物变成自己财产的时候，虽然完全没有改变这些自然物的实质，然而只由于人们把这些物品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或者使这些自然物参与了自己的劳动，往往给这些自然物增加了价值。古时候人们在草地上加一道篱笆，就是给他连摸都没摸的草地增加了价值，而它只不过使绿草不受野兽的践踏而已；如果他繁殖家畜，则又给家畜增加价值，这些事情在古时也是千真万确的，当今的社会也是如此，人们的劳动给这些能够帮助人的劳动的东西增添了价值。这里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4]

《管子》在谈论财富的来源时，经常谈到大地，他说：“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5]这是说，地是万物财源的根本，是所有生命的根底，无论与美与恶，贤与不肖，愚昧与俊秀，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水是地的血气，如同筋脉的通畅，所以说：水具备一切。因此他又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粮。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法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6]

管子认为，人民的生存，依靠衣服和粮食。粮食的生产，依靠水与土。所以使人民富裕应有要领，使人民粮食充足应有比例，大抵三十亩就可以足够一整年。按年岁好坏平均计算，一亩取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加上瓜果蔬菜相当于十石，糠秕六畜相当于十石，则每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和其他杂项收入不包括在内。这样国家有多余的储备，人民有剩余的粮食。筹码是用来计算多少的，权衡是用来称量轻重的，产籍田契是用来了解贫富是否平均的。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必定先了解土地，了解土地就是了解人民，土地齐备则人民生活能够富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则指出：“如果我们把土地看作只是谋生求乐的手段，和动产一样，那么，按照自然承继法，当然会把土地像动产一样，分给家内所有的儿女。因为每一个儿女的生计，都为老父所同样关心。罗马人就是采用这种自然承继法，他们不分长幼，不分男女，只要是自己养的，就可以继承自己的土地。他们处分土地的方法，和我们现在处分动产的方法一样。[7]看亚当·斯密一样却把土地看成是最重要的财富，人们主要是依靠土地创造自己所需要的财富。

《管子·乘马》中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可也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土地是国家大政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政事。土地如果没有公平合理地使用，国家大政就没法调整，各项具体的政事也无法开展。“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复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级，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世，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把治理国家都强调为要效法大地的品德，君臣之间的礼仪，父子之间的亲情，官府的储蓄，强兵保国的根本。城郭的险要，外应四极，抚育百姓都要效法大地，给百姓以财富和利益。

在《管子》看来，土地之所以能在经济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上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它是社会物质资料的万物之源。怎样发挥土地的作用，这就是解决财富的源泉问题。所以他说：“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感……六畜遮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不得用。”[8]必须要辨明天地之道，然后才可能功成名状；明辨地利，就可以使人民富裕，精神奢侈消费，就可以使世人亲近……六畜繁育，五谷丰登，然后才可以让百姓觉得自己创造的财富可以致用。《管子》中至少有五篇是专门研究土地及与土地利用有关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9]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则指出：“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须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农业的最重要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毋宁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虽然它也增加自然的产出力。长满蓬蒿荆棘的田地可能生产的植物，常常不比耕作最好的葡萄园或谷田所能生产的少。耕耘与其说是增益自然的产出力，毋宁说支配自然的产出力。人工以外，尚有大部分工作，非赖自然力不可。所以，农业上雇用的工人与牲畜，不仅像制造业工人一样，再生产它们消费掉的价值（或者说，再生产雇用他们的资本）及资本家的利润，而且生产更大的价值”[10]亚当·斯密对农业创造财富的论述，首先强调了人是依赖自然的，但通过劳动可以把自然资源变成人类的财富，变成对人类更有价值的东西。

《管子》也一样，管子常常分析自然条件的作用，指出在自然条件中四时气候日夜的变化规律，“春秋冬夏，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11]这是人们无法改变的，但土地则不然，人们可以从土地上努力去适应这些客观条件，所以说：“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即可以增加财货的生产，如财货生产没有增加，那就是许多为政的官员没有理事，没有适当地处理土地问题。这里，又一次体现《管子》与《国富论》的一致，他们都承认自然资源的客观性，同时也承认人们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承认人们要受客观条件的支配，但又认为人们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改变客观条件的。

因此，《管子》在谈论财富来源时对土地资源特别重视，它以耕地的生产能力为标准，来衡量各种土地的财富生产能力。他说：“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择，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缣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汎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12]《管子》全书中，涉及这一类问题的地方不在少数，如《度地》专注水利，《地员》专注土壤之性质等，不必一一列举。

然而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较多的地方，谈到类属美洲殖民地时他说：“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因为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其他制造业了。至于输出业和航运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甚至有些省份，特别是涉及维及尼亚和玛利兰，经营零售生意的店铺和栈房亦为居住在母国的商人所有。零售业不由本地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不多，这就是其中之一。”[13]亚当·斯密所指的英属殖民地，实际上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地方都是这样。这种经济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然而在《管子》所形成的年代，中国人当时追求的主要是“务五谷，则民食；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14](www.xing528.com)

[1]淤《管子卷五·八欢第十三》。

[2]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第1版，第14页。

[3]于《管子·八观第十三》。

[4]盂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1页。

[5]榆《管子卷十四·水地第三十九》。

[6]淤《管子卷十七·禁藏第五十三》。

[7]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350页。

[8]淤《管子卷十七·禁藏第五十三》。

[9]于《管子·霸言》及《管子·权修》。

[10]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333页。

[11]榆《管子卷一·乘马五》。

[12]淤《管子卷一·乘马第五》。

[13]于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336页。

[14]盂《管子卷一·牧民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