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国富论》经济思想比较分析结果

我们知道，任何历史朝代，追求的首要目标都是使国家更加富强。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管仲所处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经常发生战乱，统治者和商人都希望国家的各种财政经济措施采用比别人更行之有效的方法，新兴的商人和贵族们，他们了解社会持续不断的争斗，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使自己更强大，管仲及其追随者所想象的国家权力不能不在某种条件下，为保护某一贵族和商人集团的利益而限制其他贵族和商人集团的利益，这与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是及其相似的，《管子》的经济思想的利益观点，决定他们所代表的贵族利益和商人利益的本性，亚当·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一样，他们是根据他们所在社会的商品流通上的实际需要，凭直感来强调财富的重要性，并强调财富就是货币，财富就是金银，象征货币的时候，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洛克曾经历了一番相当曲折的努力，才从过去的蒙昧状态中解脱出来。可是后来的重农学者，一方面论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物是财富，但同时他们却不把同样的劳动生产物的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只有亚当·斯密在这些争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经济生活运动中概括出货币是总财富的一个构成部分，或只是其中一个构成部分的结论。

《管子》的经济思想所反映的国家观是代表贵族和新兴商人利益的，这种思想在经济思想上所表现的是“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困，四维张则君会行。”[1]强调只有国家财富充足，百姓才会长期安居乐业；只要仓库充实才会懂得礼节，衣食富足才会知道荣辱。君主衣服器物符合法度，那么六亲各能感恩德固，礼仪廉耻得以申张，国君的法令就能实行。相比较而言，亚当·斯密生活时期的英国，工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英国的海外贸易在16世纪就已相当发达，各国贸易公司相继出现，它对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起了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成为原始资本积累的动力之一。当时英国国内工业所需的资本，多半来自海外贸易，这时国内工业日益发达，它自然要求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因此，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大和殖民地的开拓，纺织品的需求也就急剧增加起来。需求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英国各纺织厂竞相采用机器生产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新技术新发明相继出现。如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手摇纺纱机，1769年阿尔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织机，1782年又试制成功联动式蒸汽机，把单式运动变成旋转运动，这一切都促进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思想的形成。

《管子》用人类的自利观念去解释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他说：“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递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力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携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惟见其成。”[2]这是说人的本性，见到利益没有不追求的，见到灾祸没有不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程，夜以继日，不远千里，就是因为利在前面。渔民下海，海深万仞，逐波逆流冒险航行百里而昼夜不息，就是因为利在水中。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高山也无所不上，即使是万丈深渊也无所不入。所以善于把握利益之所在，人民必然赞美而安定，不用指挥就会去，不用招引就会来，既不烦劳也不干扰，而人民自然富裕，就像鸟雀孵卵，无形无声，只见其成功。管仲这一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有什么差别吗？而管仲提出这一思想，比亚当·斯密早两千多年。

尽管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经济还不发达，管仲就已经看到社会分工的作用，他在《管子·乘马第五》中曾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不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这是说市场是货物交换平准价格的地方，所以各种货物如果价格低廉，商业就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其他各产业就不能有效开发，各种社会需求就要受到限制了。凡大事业都要产生谋虑，要形成细致的分工，不可以骄傲或粗心大意。不深谋远虑和分工细致，就不会成功，甚至会导致失败。在管仲看来，社会分工越细致则专业化程度越高，这和商业发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大分工虽然各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但是分工的结果总是使人钻研于一种操作，然后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管子》在相当多的地方论述了人们应该钻研于一种操作，孰能生巧，可以相对减少工作所需的时间。故曰，“能则专，专则佚。”[3]马克思指出：近代分工与古代分工的区别，在于古代只注意商品的质与使用价值，而近代则重商品的量与交换价值。就管子所谓“成于务”，“能则专”，“专则佚”等说法来看，似乎在管仲所处的战国时期当时诸子百家及各学派谈分工问题时，则专注于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他们也特别注意“务”和“专”的作用。

当然，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国富论》中指出：“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罢！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必需有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4]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有关生产羊毛衣的各种不同技艺联合起来，就在为单一的生产羊毛衣的劳动，羊毛衣是有关工人的劳动的共同产物。许多工人的不同种别的私人劳动（分工），通过联合（协作，即通过手工工场而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就化为单一的共同劳动。在亚当·斯密看来，协作（集体劳动）就是各种不同种别的私人劳动的结合，通过协作，各种不同种别的私人劳动，就化为不同种别的劳动，化为一般的劳动。这样，亚当·斯密通过分工和协作的论述，论证了不同种别劳动的抽象化、一般化过程，这是他的杰作之一。

《管子》所阐述的消费观念是十分特殊的，也可以说是《管子》经济思想中很独特的理论之一，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在消费问题上，管仲主张崇俭却又鼓励奢侈。但这是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不同要求，并不是一种矛盾。两者应用的场合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迥然不同。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奢侈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俭与奢的问题，实质上牵涉到的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也是再生产问题。管仲认为不适当的俭或不适当奢侈都会影响生产。俭与奢的安排恰当，则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也就恰当，社会再生产就可以正常进行。这是《管子》一书消费论的总的精神。

与《管子》比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秉承的消费观与《管子》的经济思想有十分类似之处。他在《国富论》中指出：“一人所有的资财，若仅够维持他数日或数周的生活，他很少会想从这笔财产中取得收入，将慎之又慎地消费它，并且希望在用完它之前，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取得一些东西来作补充”。[5]后来亚当·斯密的学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更加清楚地强调，“关于消费，阔绰和鄙吝是两个应当避免的过失，这两者把财富所能给予它的所有者利益剥夺掉，因为阔绰是用尽享乐手段，而鄙吝不使用享乐手段”。[6]在这两者中，阔绰比较不讨人厌，因为它跟和蔼与好客品质相接近。它比较受欢迎，因为它把欢乐授与他人。然而害怕失去金钱而不敢使用金钱的守财奴，对于经济发展没有什么贡献。

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以其轻重论为最突出而又最复杂，可谓变化多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仲及其追随者“天才的闪耀”。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则轻重论就是《管子》一书中经济学说的基石。轻重论绝非始创于管仲，在管仲之前已广泛流行这一学说，只是不曾为大家所注意而已。古代典籍记载轻重之说最早的有楚庄王时代的孙叔敖及周景王时代的单旗。《管子》书中更提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7]这是《管子》作者“召唤过去的亡灵来为自己效力”，《管子》曾厉举揆度、揆乙、泰奢、清士等以为轻重家的代表，这些轻重家，可能和庄子中的支离疏、叔山无趾等人一样，全是假托的“乌尤先生”，人可以假托，学说却不容易假托。《管子》中保持着许多轻重论述，很难想象它们是出于一个作者的创见，必有许多先驱者的存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封建割据国家为了贵族和新兴商人的利益，曾普遍追求富国强兵之术。当时既广泛的存在着封建国家或个人的实际经济活动，岂能不反映为系统的经济理论。游说之风流行，纵横尚可成家，岂有“富国”成为普遍要求，而轻重论反不成家的道理。所以，轻重论在管仲之前一定是存在的，不过在伦理观念的支配下，不为人所重视罢了。所幸，轻重学说赖《管子》而大量保存下来，否则，中国经济学说史也将遭受到一大损失。

所谓的轻重论是关于国家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经济体制、货币、物价、积蓄，各种经济政策或措施，如对内对外贸易政策，农工业生产奖励等都是轻重论的重要应用范围。不过，在《管子》的许多轻重论的内容中，更侧重的是谈货币，物价及农产品交换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强调的就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财富是人们关注的中心，阐明了社会财富的发展原理，指出了贸易自由，生产力就会发展，财富才能增加。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富裕水平，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的兴盛情况，特别是工业的兴盛情况。他探讨了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农业发展所碰到的障碍和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商业城市的发展如何促进了农村繁荣的问题。他从这些历史研究中，探索了工农业盛衰对社会繁荣的影响问题，认为罗马帝国的没落和经济的衰退，起因于它的土地制度，而城市经济的兴起，则由于工商所享有的自由不受限制所致。在这些探讨中，亚当·斯密指出了历史发展是有阶段的，而划分历史阶段的关键，就是由分工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发展的保证，在于贸易自由。斯密不可能对中国古代的管仲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他的思想与管仲的思想在相当多的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中国的货币学说史上，其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最广泛的莫过于《管子》一书。《管子》除纸币问题之外，所接触货币理论是很多的，有些是自有货币理论以来别开生面，发人所未发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经济对于一切商品生产是共同的。”[8]因此，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中，那些具有市民阶级特有本能的人们，对作为商品而出售的那一部分生产品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常会得出和近代经济学类似的结论，当然也有类似的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前人和近代经济学类似的问题研究，法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曾指出：“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最正确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道理的意见的统计学天才研究。它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完整论著，而是一大堆不整齐的奇妙的创造性理论和已知与已被证明的真理。”[9]

当我们把《管子》的货币学说与《国富论》比较起来，这两本书关于货币的起源、货币的职能、货币数量说、货币政策及其他货币问题都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而且阐述的观念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管子》在“国蓄篇”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轻重二篇”又说：“黄金刀币布者，民之通货也”，“揆度篇”又说：“刀币者，沟读也”。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主要是适应零售贸易的需要，也就最易于被人们体会出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没有。”[10]尽管亚当·斯密和管子相差两千多年，但他们的学术观点却是那么接近。

在两千多年以前，《管子》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商人阶级“理性”的王国，在这里，《管子》的作者们发挥了他们天才的创见，这里他们以全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推动了“蓄贾游商”。《管子·轻重二篇》有这样的论述：“恒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恒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故岁有四秋，而分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升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管仲心中所谓的“衡”，就是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中心而上下摆动的运动均衡。所以在他看来，绝对稳定的物价是不可能也是不要的，须在价格一高一下之中以求其平准不能使其常固。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国富论》第一篇的第七章指出：“‘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到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在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个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11]亚当·斯密的话与管仲的话是何其相似。

《管子》一书的财政思想不仅和它的其他理论一样，具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实践上也起了较长远的积极作用，《管子》一书在赋税方面和加强国家经济收入等方面的阐述，不仅在先秦诸子中无与匹论，即使清中叶以前的历史诸财政家的见地也没有超出它所涉及的范围。当然《管子》一书的财政思想不会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深刻、细致又具体可行，但无论如何，管仲在2000多年以前的经济思想的创举，对后来，直到如今都是具有深刻影响的。(www.xing528.com)

对于《管子》的经济思想，在当今社会也值得我们与《国富论》作一个深刻的比较，深刻发掘我国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对指导我国现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深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淤《管子·牧民》。

[2]淤《管子·禁藏》。

[3]于《管子·修靡》。

[4]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第1版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11页。

[5]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第254页。

[6]淤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5次印刷，第454页。

[7]于《管子·揆度》。

[8]淤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120页。

[9]于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第5次印刷，第19页。

[10]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第8次印刷，第21页。

[11]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11月第1版，1997年2月第8次印刷，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