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理论贡献上, 还在于其不能忽视的应用价值。 从我国的现实发展来看, 许茨的理论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的重建、 对于我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自由、 平等等基本价值观念内涵的澄清、 特别是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外来人员的文化适应的问题的解决等都提供了一定的可资借鉴的参考。
1. 许茨的理论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生活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参照
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领域, 我国传统日常生活有四个基本特点,其一, 家庭的社会的基本单位, 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领域。 传统家庭多为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家庭内部长幼、 尊卑现象较为普遍。 其二, 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 较少流动。 在农村, 村落就是多数人活动的界限; 即使是在城市, 人们通常也是以工作单位及单位家属区为主要活动范围。 其三, 人们获得常识的方式, 多是依靠代际间的言传身教。 时代沿袭的传统、 习惯、 风俗、 规则, 潜移默化地成为社会成员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人际交往中长辈通常更受尊重的原因之一。 其四, 人们的日常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主要以传统的方式进行。 劳动以男耕女织和小手工业为主, 与之相关在消费上特别注重节俭, 强调知足常乐。 随着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代生活理念的渗透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使得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结构逐渐瓦解, 由封闭走向开放。 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又使得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更加频繁, 这一方面造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地域割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转型, 另一方面, 导致了人们在交往上突破了传统的日常生活界限, 从而使其交往范围迅速扩大并日益国际化。 伴随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向日常生活的渗透, 人们日常知识的获得途径也进一步多样化和现代化, 并且年轻一代在这方面有了更大的优势。 同时,生产的现代化使生产劳动日益出现集约化和信息化趋向, 劳动产品的日益丰富及媒体的宣传倾向也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从尚俭知足向尚多、 尚奢的消费主义转换。 现代性文化精神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各个层次的渗透,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并导致了多元文化并存及相互冲突的局面。 这表现在, 一方面, 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和侵蚀, 但并没有完全在人们的生活中消退; 另一方面,现代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使人们享受更舒适、 更便捷的生活的同时, 也带来了消费主义、 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 这种多元文化价值并存的现状导致了国人处在持续的焦虑和浮躁中, 并直接危及人们日常行为中的文化价值观的抉择。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随着现代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的极度膨胀和畸形发展, 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正逐渐萎缩以至于消失, 这已经成为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强调, 日常生活世界代表着人们的文化解释体系和文化规范功能, 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内涵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是人与社会不可缺少的文化根基, 是文化知识储备和意义的源泉。 这一理论表明,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摆脱价值观的困惑, 就需要对传统的日常生活这一基础领域进行变革和重建。 许茨把日常生活世界这一被人们习以为常、 熟视无睹地置于背景世界之中的领域, 纳入现象学哲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置于理性目光的聚焦点之下, 使我们对日常生活世界这一更为深层的基础结构或背景世界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同时, 他秉承现象学所具有的尊重、 反省、 理性、 包容等人文精神, 在对实证主义哲学批判的同时, 通过自己的现象学生活世界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生活世界这一科学世界的意义基础那里, 让人们重新去关注人的世界、 关注人本身、 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 这对于现代中国人致力于实现中国传统日常生活变革、 重建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完成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转型, 进而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都有启发意义。 当然, 许茨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一般的生活世界, 而非是针对某一国家具体的生活世界现实的。 这意味着, 它可能不会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重建进程具有直接的实践性参考价值。 不过, 从根本的基础理论研究视角来看,许茨的研究对于我们对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结构的理解和把握, 以及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性重建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
2. 许茨的理论为我们从常识视角澄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基本范畴的内涵,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 它倡导富强、 民主、 文明、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这些价值理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表达, 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价值诉求。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 是有效整合社会意识、 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们的现实状况是, 虽然人们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认同这些观念, 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内含的诸多范畴又都是有争议的, 人们往往在应如何理解这些范畴的问题上莫衷一是。 而不澄清对这些范畴的理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很难真正被人们所践行。 由于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我们的意义基础和价值源泉, 把握这些范畴在常识意义上的基本内涵, 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范畴含义的澄清。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的揭示, 为我们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常识含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们可以从许茨对平等和自由观念的常识思考中, 获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进行澄清的方法论借鉴。
自古希腊以来, 平等就是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谈论平等都有着真切的现实意义。 托克维尔将平等原则视为推动民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不平等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 对我国来说, 平等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 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但是, 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人们对平等含义的理解和诠释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同时, 由于平等本身的多元性, 人们关于平等类型的划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正是这诸多对平等理解的歧义, 导致人们在谈论平等时, 对平等究竟所指何物、 平等的根据是什么、 如何理解平等主体、 平等与不平等的界限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追求或反对某种特定的平等观等问题的理解都存在模糊之处。 由于似乎没有人能够从理论上清晰地界定平等的基础和内涵, 有人甚至提出, 既然平等可以以如此多的方式来解释, 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空洞观念或形式。 对我们来说, 理解平等是实践平等的前提。 上述平等问题的现状表明,我们要在现实中实践平等, 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涉及平等的诸多问题予以澄清。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关于平等问题的现象学思考, 是他对现象学理论的运用于实践的有代表性的方面之一。 他从社会哲学视角、 在常识思维层次上展开对平等问题的考量, 试图对消除人们在平等观上的理解歧义有所推动。 许茨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对社会生活加以组织并局限解释。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中存在着无数个与自己一样的他人, 知道他们也都各自以他们自己为中心来组织和解释这个世界。 同时, 我们都认为我能做的他人也能做, 我能享受的他人也能享受, 反过来也是一样。人们所说的平等现象, 就是在我们的这种日常经验之中产生的。 但他同时强调, 我们的上述经验并不意味着平等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均质化。 因为即使从常识层次来看, 平等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个主体间的文化世界, 其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 存在着各种等级体系, 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文化、 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 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我们思考平等问题的背景。 因此, 在对平等性质的理解上, 许茨强调其相对性的一面。许茨认为, 要阐述一种站得住脚的平等理论, 需要以对常识意义上的平等的理解为基础。 他对常识思维中的平等的理论思考, 主要是围绕人们的由各种类型化和关联系统构成的常识观念系统展开的。 在他看来, 要消除平等概念的歧义, 清晰地界定平等范畴, 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要确立关于人类的基本需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2) 要厘清平等与各关联系统结构之间的关系; (3) 要考察群体成员身份对个体的意义; (4) 要区分对平等与机会平等的两重性解释。 许茨对常识意义上的平等的思考表明, 平等总是具体的、 相对的。 所谓的 “生来平等” 或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 脱离了具体情境, 平等只能是一个空洞的范畴。
与平等问题一样, 自由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范畴,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自由的定义已多达200余种。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从常识视角出发,对自由范畴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和分析。 他指出, 个体所处的这个日常生活世界是他通过自然态度经验的世界, 它是个体进行各种行动的场所, 也是他行动的客体。 为了使自己的意图得到实现, 个体必须支配和改变这个世界。许茨将这个以我为中心、 由各种被觉察和可以感知的客体构成的世界, 称为处在我实际上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世界。 其中存在着两个领域: 一个是由个体可以操纵的事物组成的领域, 即对个体的直接干预开放的领域; 另一个是处在个体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个体潜在的操纵范围。 他指出, 在这两个领域的范围内, 个体可以拥有活动的自由。 日常生活世界是开放的可能性的一般框架, 在其中任何可能性都不具有特殊的影响。 而所谓选择, 就是一个把开放的可能性转化为可以被质疑的可能性的过程。 许茨对选择过程的描述主要从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选择, 另一方面是在设计之间进行的选择。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选择” 是在两个客体或两种同样有效的可能性之间进行的, 而 “在设计之间进行的选择” 是在两种未来的行动过程之间进行的。 选择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及其动机的不断生成的能动过程,是自我的自由的实现过程。
许茨强调, 虽然选择是一种自我决定活动, 是目的动机所激发出的一种自愿的意志抉择。 但人们的意志选择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背景中发生的, 作为人的意志活动基础的日常活动包含着诸多的条件, 这些条件构成了对自由选择的限制。 也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 尽管不同的个体的视角各不相同,但所有人都要经验到被外部客体、 大自然和社会世界强加给他的一些超越。这些超越包括: (1) 外部客体。 它 “不仅包括那些处在我们实际上的和潜在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本身被我们通过单纯的统觉图式来觉察的各种物理客体、 事实以及事件, 而且也包括使自然界的各种物理客体转化成社会文化客体所依据的、 层次比较低级的各种接近呈现参照。”[1]这些外部客体都会为个体行动的自由可能性划定界限。 (2) 大自然。 它是在时、 空方面都超越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实在。 从时间上说, 它在我出生前就存在, 在我死后仍然存在。 从空间上说, 其中也包含众多我无法纳入自己操纵范围内的客体。 (3)社会世界。 从时间上说, 我出生在一个被人们预先组织的世界, 我死后这个社会世界依然存在。 从空间上说, 社会世界也有自己的开放视域, 我们都是某个群体的成员。 这些超越个体的因素都在双重意义上强加给个体: 一方面,它们都是作为个体无法摆脱的生平情境的成分被个体经验的; 另一方面, 它们又共同构成了个体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框架。 “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之中, 我才拥有由我的各种潜在性构成的自由, 而这意味着, 它们规定了我在界定我的情境的过程中所使用的、 所有各种可能性的范围。”[2]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个体都无法在活动中置它们于不顾。 许茨以对常识经验的分析表明, 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又总是存在于一定限度之内的。 许茨从常识意义上对自由范畴的澄清, 有助于我们对自由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哲学需要跳出常识束缚, 但同时哲学理论的基础又是由常识来构建的。许茨以其独特的理论思考, 不仅对我们澄清有关平等、 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诸多歧义以及围绕这些范畴展开的规范性研究有借鉴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我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些观念。 从实践上看, 从常识视角对这些价值范畴的澄清, 可以使这些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也有助于使它们的要求更有效地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去。(www.xing528.com)
3. 许茨的理论为我们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外来人员的文化适应问题提供了参考框架
在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年, 许茨特别关注现象学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这其中, 他的兴趣尤其集中在社会学方面。 他的现象学社会学是一种将社会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加以想象和概念说明的学科, 即通过运用现象学理论于各种社会问题, 以提供对社会实在的更加确切的解释, 他试图以此找到他所设想的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之路。 这样, 现象学在许茨这里就变成了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世界的工具。 许茨通过现象学理论的社会应用向我们揭示了通向人类行为举止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的线索, 使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对与之有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这些分析和研究中, 现象学理论也获得了具体的实现。 许茨对现象学理论的运用的有代表性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对陌生人和归家者等现象的研究。 他的这些思考, 对于我们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外来人员的文化适应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富有启发性。
中国城市化进程, 即中国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转化成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的过程。 在近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里,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一直处于不均衡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 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更是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特别是十六大以来, 中国城市化可以说是在跨越式发展, 政府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使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70%。而在此进程中出现了不少新的挑战, 其中如何可持续地、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成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我们的城市化战略思考中, 制约城市化发展的诸种因素, 如区域协调、 人口规模、 城市建设、 就业与社会保障、 资源与社会服务、 国民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宏观领域固然是不能忽略的方面, 而城市外来人员的文化适应问题也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为城市化本质上是人的城市化,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是以人为本的过程, 如果“重物轻人” 或 “见物不见人” 城市化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 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人的外在迁移与内在改变状况决定了城市化的现在和未来。 当然, 人的外在迁移可能主要依靠政府在宏观上进行总体规划, 但人的内在改变则需要通过人的文化的适应和重建来实现。
文化适应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化理解和文化重建过程,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而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再社会化过程, 是个体的生活知识的更新过程。 “文化提供了一种方式, 用以区分不同的群体, 以及他们如何进行日常行为。”[3]虽然同为中华民族, 但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毕竟不同。 农村人口虽然已经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但他们在生活方式、 社会心理和消费习惯等方面与城市居民都存在诸多差异。 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生活在城市, 但由于熟悉的文化符号的消失和熟悉生活方式的失效而无法融入当地文化, 并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和接纳。 在失去了必要的社会联系和支持情况下, 他们往往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在家的感觉, 并沦为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 这种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移民所经历的文化冲击现象, 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适应问题。 国人所熟知的 “逃离北上广” 现象, 部分地也与此问题相关。 许茨用 “群体生活的文化模式差异” 来概括这一现象, 认为这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在人们生活中的反映。 同时, 对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 许茨用关联系统来加以解释。 他认为, 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都是按照各自的不同目的来确定取向的, 同时, 它们也都是根据我们各自的关联系统组织起来的, 我们的关联系统构成了一切经验和活动的基础。 这种关联系统包括我们的各种生活方式, 各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以及为实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各种有效的诀窍等。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 我们的情境的构成、 知识的获取及运用、 知识储备与具体情景的联系等都受到关联系统的制约。 关联系统的基本功能就在于, 它界定了人们的行动目标及目标实现手段, 并使人们能够在生活世界中确定自己的方位。 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关联系统之间存在异质性、 甚至不可通约性, 他们在相互理解时往往缺乏共同的有效标准。 基于此,许茨依据关联系统的差异对生活世界中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了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 他指出, 对于内群体成员来说, 关联系统可以发挥解释图式和取向图式的作用, 并在群体成员间构成一种独特的话语领域。 而对于外群体成员来说, 这个领域可能是完全陌生的。 对于一个外群体成员如何适应内群体的文化问题许茨给出建议, 要求他 “必须通过某种文化移入过程, 来学习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在经验自身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这整个类型系统。”[4]他认为, 外群体成员可以通过接受全方位的技能培训、 持续地与当地人的直接接触和联系、 有意识地参与各项活动、 积极承担社会角色、 自愿学习和接纳当地文化等方式重新获得归属感, 从而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进入21世纪,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 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 城市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政策支持和宏观的社会安排, 但更主要的则是城市流动人员自身如何能够熟悉新的文化体系、 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 以转变其农民身份, 真正完成与城市的融合的问题。 许茨对关联系统及内、 外群体关系的思考, 不仅对我们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有参照价值, 而且为我们在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 从而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框架。
[1] [奥] 阿尔弗雷德·许茨, 《社会实在问题》, 霍桂桓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367页。
[2] [奥] 阿尔弗雷德·许茨, 《社会实在问题》, 霍桂桓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354页。
[3] [英] Darrin Hodgetts等著, 《社会心理学与日常生活》, 张荣华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第221页。
[4] [奥] 阿尔弗雷德·许茨, 《社会实在问题》, 霍桂桓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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