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及其关于常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思考

韦伯曾强调, 社会学的中心任务就是理解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主观意义。许茨从韦伯那里继承了这一观点, 但同时他看到, 在韦伯的理论中对许多概念的界定都存在模糊之处。 在阅读胡塞尔著作的过程中, 许茨意识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会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胡塞尔通过对意义构造的各层次和阶段的分析, 对这些层次和阶段间的奠基关系进行了明确的澄清, 这为社会学、文化学及所有与意义构造物有关的精神科学对研究对象的确定及研究领域的划分都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许茨对常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关系的思考, 就是在对胡塞尔相关阐述的批判性分析中得出的。

许茨看到, 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中, 随着作为所有科学的意义基础的生活世界概念得到全面的揭示, 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关系也获得了澄清。 在胡塞尔看来, 客观理论必须植根于它的逻辑的意义中, 必须建立在生活世界及从属于生活世界的原始明见性的基础上。 正是由于这种植根活动, 客观的科学才可能具有与生活世界持久的意义联系。 “由于我们总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并且我们也是作为科学家以及在所有人的共同体中也是作为共同体的科学家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 因而客观的科学也同样具有与这个普遍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关联。”[1]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说, 客观的理论都是有其根据的, 这种根据的最终的、 隐蔽的源泉就在生活世界之中。 “在这种生活中, 生活世界的明见的被给予性始终都具有其科学的存在意义。 从客观—逻辑的明见性出发, 这条道路在此就回归到了生活世界在其中不断地被预先给予出来的那种明见性。”[2]如果说科学提出并回答了某些问题, 那么, 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这个预先被给予了的世界的基础之上的, 因为这些问题的生活实践都保持在这个预先被给予的世界之中。 要想对科学的普遍观念有一个确实的理解, 就需要对科学的客观有效性及其全部任务做出明确的澄清, 而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首先就需要回溯到生活世界去。 因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这个一般性的世界都是预先被给予出来的, “它是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 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 我们无论是作为实践的人还是作为科学家, 都会不加考虑地需要这个源泉。”[3]作为前科学知识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发生了一种持久的作用, 通过它的各种目的, 这个世界就能够在其意指的意义上将这些作用充分地加以实现。 胡塞尔强调, 对于人类来说, 生活世界始终是先于科学世界而存在的。 “在明见地论证客观科学的功能这个一般问题之前, 这个生活世界所固有的和持久的存在意义的问题就已经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具有了一种卓越的意义。 人们并不总是具有科学的兴趣, 即使科学家也并不是始终都处于工作中。”[4]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真理, 一种是日常实践的处境真理, 这虽然是相对的真理, 但它是人类实践在其意图中所发现和使用着的真理。 另一种是科学的真理, 对这种真理的论证可以回溯到日常实践的处境真理, 它需要并且必须使用这些真理。

胡塞尔从两个方面的论证强调, 现代科学的研究实践需要置身于生活世界中。 一方面, 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手段都是生活世界所赋予的。“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的不言而喻的基础上的, 因为它们都要从生活世界出发来利用那种对于生活世界的每个目的来说总是必需的东西。”[5]对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 人的此在都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这个一般的经验世界的存在也是一个前提。 并且, 科学家也像在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人一样, 都只能使用可理解的、 人的朴素经验的对象。 每一个研究者都要把自己视为处在经验世界中的人。 不仅科学发现所需要的各种仪器设备和研究场所等都来自于生活世界, 而且正是这个生活世界规定了科学家科学研究的任务的意义。 把生活世界作为一个科学课题 “是对由那些正在工作着的和相互协作着的科学家所熟悉的行为生活、 各种意图、 目的中的每个规定和规定的明见性所作的通观。 因此, 尽管科学家向生活世界及其始终都是可支配的直观的被给予性所作的追溯是以各种不同的一般方式而再三地实现出来的, 但这种追溯也同样是成问题的。”[6]因此, 对于科学家来说, 生活世界中的主观相对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而是明见性和证实的源泉, 是一个对一切客观证实的有效性来说都能提供最终根据的东西。 另一方面, 胡塞尔也指出,所有科学研究的结论最终都要沉积或积淀在生活世界之中, 他称之为向生活世界的 “流入”。 这种 “流入” 表明, 科学研究的结果必须回到科学以外的实践领域中, 即回到生活世界中才能实现转化, 才能是可运用的。 生活世界是一个具体、 历史的世界, 也正是通过这种科学世界的 “流入”, 生活世界才逐渐丰富着自身。 因此, 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经验不仅具有回溯性, 而且具有附依性。(www.xing528.com)

有研究者认为, 许茨只是胡塞尔思想的一个追随者或者接受者, 他只不过是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科学问题而已。 但实际上, 许茨是反对将胡塞尔的直觉的还原方法直接运用到对社会科学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的。 他指出, “不幸的是, 胡塞尔个人的第一批亲密的学生都相信, 把直觉的还原方法直接运用到常识思维那些尚未得到澄清的观念上去, 或者直接运用到经验社会科学那些同样尚未被澄清的观念上去, 社会科学的各种具体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些陈述在社会科学家中间则加速了现象学声誉的败坏。”[7]对许茨来说, 现象学只提供了一种向导, 而并不是一个必须遵循的方法论模型。 可以说许茨理论的独创性, 就突出地表现在他将现象学哲学与对社会实在问题的独特研究的统一上。

许茨认为, 在社会科学中, 人们所面对和处理的研究客体本身, 就解释着我们作为科学家试图解释的这个社会世界。 因此,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用到与我们在常识世界中所运用的相同的解释方法。 唯一的不同在于, 社会科学家采取了一种公正无私的观察者的立场, 即他并没有卷入到所观察的生活中去, 他的行动只有认识兴趣, 而并无任何实践的兴趣。 在生活世界中行动的普通人, 总是处在一种由他们自己的生平所决定的情境中, 并根据有助于他们在特定环境里及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进行选择的关联系统, 做对他们的目的有意义的事。 相反, 社会科学家则是在由与科学所决定的情境有关的一套关联系统的基础上, 依据选择是否适合其所研究的客体, 来具体实施与其选择有关的各种操作。 由于这样的差异, 普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也有可能是科学家的兴趣所在, 它们有可能构成社会科学家有认识兴趣的研究课题。同样是由于这一点, 社会科学家可以发展出一种人类行动的模型, 这种有关人类行动的模型是通过社会科学家以不断进行的类型化的方式所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