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语言在形式上的关联性对人的思维究竟有何影响？它究竟阻碍还是促进思维？西方的变数、变格、变位文字与不变的汉字，究竟哪种形式更具有思辨功能？在这个语境中，抽象或具体，主观或客观等概念究竟意义何在？语言结构的巨大差别对哲学和逻辑思维究竟有何影响？西方学界在论述汉语与思维的关系时，这些问题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见之于不同论述。19世纪进入尾声之时，马建忠写成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1898），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称之为“创前古未有之业”[68]，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中论及其影响：“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69]这部当初常被诟病为生搬硬套的“拉丁文法汉证”的三十余万言之著，无疑也是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产物。马建忠的出发点是极为明确的，即文言难以准确明理。《马氏文通·后序》云：
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文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无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70]
进入20世纪以后，当“兴白话”运动在中国愈演愈烈之时，“贤愚优劣”等话题也使不少人激动不已。在那个“摧枯拉朽”或曰“重估一切价值”（尼采）的年代，胡适提出了“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亦即“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71]的见解。在围绕“语言形式”的文白之争中，语言与思辨的关系问题亦得到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关注。
竭力提倡汉语欧化的傅斯年于1919年2月在《新潮》（第1卷第2号）上刊发的《怎样做白话文》中，强调了思想与语言之间的依存关系：“我们又晓得思想倚靠语言，犹之乎语言倚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邃深密的语言。”而他所理解的理想的白话文包括三大特点：“（一）‘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二）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三）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作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他明确提出了做好白话文的方法“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72]当然，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人并不都赞同傅斯年的这种非常极端的观点。
我们再回到利玛窦之辈踏上中土的时代，耶稣会士的认识水平还远远不能探讨语言与思辨的关系。他们对汉语的认识通常只停留于文字层面。他们一方面看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力量和简练”[73]，另一方面又确信“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74]。汉语中的大量同音字，尤其是汉字不同的声调和变音（四声或五声），常使泰西来客不知所以。利玛窦在讲述汉语模棱两可时，描述了一个“口耳之学无根，有字才能有据”的场景：(www.xing528.com)
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沾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人物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75]
三百多年之后，鲁迅在答复瞿秋白关于“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76]的观点时，谈论了一个类似的情景，他明确地把“语法的不精密”同“思路的不精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77]
鲁迅因此认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78]“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79]鲁迅深信“欧文清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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