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之后，西人撰写的汉语语法书越出越多[48]，但是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语法研究或实用课本。然而，关于汉语与中国思维的关系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话题，或详或略地散见于各种中国概况、专论、述评、游记等文字。另外，在普通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中，汉语常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用以与西方语言做比较。进入20世纪之后，关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和思想之关系的论述，典型地见之于法国大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中国人的思想》（1934）[49]，作者是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É．Durkheim）和著名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的学生。《中国人的思想》专用一章论述中国人的思想亦即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形式。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语言看作象征之存在形式，它尤其是为了传达思想而被创造出来的。中国人则从来不把语言艺术视为与其他理解过程和施加影响的手段毫不相干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语言只是众多活动过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设定个体在社会和宇宙所规定的秩序中的位置。[50]
葛兰言的描述是西方论述汉语及其文字的一个常见观点，即单音节的、不变格的汉字本身几乎没有伸缩性和变化性，其主要功能不是清晰地描述思想，更多地在于明白地、有分寸地表达诉求，语言的目的首先在于引发相应行为，明确的信息并非第一位的东西，重要的是对说话对象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学者所代表的一个观点：汉语在逻辑思维上的短处，绝不排除它在其他思想领域的功能。不少学者强调了汉语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实用层面的能量，即中国思维的实用主义基本特色。另外，汉语在语言艺术尤其是诗歌中能够显现出巨大能量。葛兰言在论述中国字或词的时候写道：“汉字并不只是纯粹表达概念的符号，中国人并不追求使一个词尽量精准地达到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或概括性。汉字更多的是要让人意识到形象思维的整体，并强调整体中最活跃的成分。”[51]比如表示“老年人”的“耆”字，会引发一系列联想，这个词不只局限于一个概念，它还指向其他许多相关概念。词不只是抽象符号，它能唤起特定情感以及与之相配的行为。汉语词是多层次的，其特定标记使之获得多重维度。因此，葛兰言认为中国人思想中的词语标记比欧洲人之文化认识中的标记丰富得多。关于一个人的“死亡”，中国人可以通过不同的表达死亡的选词来表达对死者或褒或贬的评价。
关于汉语风格的一种西方传统论说亦见之于葛兰言的著述，即中国哲人喜于阐释一些老少皆知的典故，这些典故出现在不同的著作中，但是诠释各不相同。这种特殊风格缘于这些哲人不愿直言其意图，故而借用典故。这种形式的哲学论说的优势是，它能激发幻想，用叙说的表现力来影响读者。它不追求激发读者对哲理的分析性思考和判断，思路在逻辑上的准确性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整个叙述的启发性。葛兰言对汉语与中国思维之关系的思考，一方面可以让人看到他对前人论说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涉及西方学界的一个“古老”话题：西方人在谈论逻辑思维的语言前提时，常会把汉语当作西方语言的对立面，并在语言对比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汉语是否与西方语言一样适合于逻辑思维，或者不太适合于逻辑思维？换言之，汉语的语言结构在形式上是否能同西方语言一样方便地连接各种思想并建立逻辑体系？
葛兰言的同时代人、著名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在其论著《中国文化圈的思想世界》（1927）[52]的第四章论述汉语之哲学意义时，也探讨了汉语结构对哲学思考的影响。一方面，他认为汉字“几乎总是同具体事物连在一起，能够促进具体的形象思维”[53]。另一方面，他从汉字的多义性（即一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及由此而改变的词性）出发，指出汉语词义的模糊性：
人们必须要从一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及语境中挖掘其真实含义。时常是多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才真正显示出意义。因此，有时对一句句子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理解，注释者会做出相去甚远的诠释，翻译中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用汉语明确地表达思想。然而，中国人一般都很重视文章的典雅，其程度远远超过对清晰性的追求。这便形成一种极为简洁、讲究辞藻的风格。于是，为了达到不同句子之间的华丽的对照或对仗效果，中国人甚至全然不顾逻辑上的悖谬。对中国哲人，尤其是古代哲人来说，借助抽象概念进行理性演绎是不可取的。他们宁可用恰当的情景来表达思想，可想而知，这常常会导致不同的解读。故此，中国人自己对古代哲学文本的理解也不是容易的事，在有些情况下，不看注疏几乎不可能读懂。[54]
据此，佛尔克的结论便水到渠成：中国人从来没有领略过完整的逻辑学。尽管古代中国曾有人探索过逻辑问题，但是他们没能走出这一科学的起步阶段，对逻辑问题的兴趣很快就消失了。之后，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比如道家和儒家，没有将早先的逻辑探讨继续下去。“直到前不久，人们还全然不知中国人有过逻辑之类的知识，因此不得不去重新发现这一哲学分支。”“中国人在历史上对人的思维规律从未有过纯理论的兴趣，他们只想学会正确思维，避免思维错误，在论争中指出对手的思维错误并克服错误，所有这些都旨在为国家管理和立法提供帮助。中国的逻辑知识几乎总是同伦理、统治哲学和法律思考连在一起的，其目的也与此有关。”[55]佛尔克认为中国的逻辑思维有着很大缺陷，即汉语文言缺乏逻辑思维所必备的句法范畴：“中国逻辑缺乏哲学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主—谓—宾关系。”[56]他认为这种语言现象同中国人的精神形态密切相关，这也能见出语言与思维方式的互动关系。在这种精神形态中，
主体性完全被群体性掩埋，个体被众人压倒。缘于这种轻视个体的意识，中国人毫无在每句句子中标明主语的需求。他们感兴趣的是行为或事件，行为主体无关紧要。[57]
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者在分析语言与逻辑的关系时，并没有说汉语没有逻辑，也没有说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而是说哪种语言更便于逻辑思维。随着时代的变迁，亦由于语言理论的发展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时常呈现出见仁见智的现象。比如，法国汉学家马古利（Georges Margoulies，1907—1972）在其论著《中国的语言和文字》（1943）[58]中得出了与佛尔克的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甚至是其对立面。(www.xing528.com)
马古利似乎对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汉语之形象的、具体的思维毫无兴趣，更喜于给汉语贴上“纯粹”“抽象”“客观”等标签，其论证依据也是汉字的不变性和类似于数学符号的表意特征。其实，我们在此看到的还是洪堡在分析汉语精神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所有汉语词都具有意义概念的特征，即便在各种语词的联系中，每个汉语词都像梵语词根一样，是一种“纯粹状态”（in statu abloluto）[59]。“汉语激发起并维持着针对纯思维的精神活动，避开一切仅仅属于表达和语言的东西。这是汉语的一个优点。”[60]换言之：
汉语展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正因为它舍弃了所有语言共享的优点，才获得了另一不见于任何其他语言的优点。汉语放弃了许多附加于表达的东西，而正是通过这样做，它更突出了思想；它拥有并高超地运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能够把概念直接相互接续起来，使得概念之间的一致和对立不像在其他语言里那样被知觉到，而是以某种新的力量触动和逼迫精神，让精神去把握概念之间的纯粹关系。由此便形成了一种甚于任何其他语言的纯智能的满足感，它本身并不依赖于言语的内容，而是完全取决于概念的形式和排列；促成这样一种满足感的原因主要是，汉语对表达有意义的独立概念的词做了大胆的处理，让它们一个个孤立地存在，然后把它们串起来，同时排斥一切本身不具意义、只起粘附和联系作用的成分。[61]
如前所述，尽管洪堡赞扬汉语“以简练、朴素、直接的方法呈现思想”[62]，但是他的价值判断的天平无疑倾向于西方语言的精确性和逻辑性。而马古利对汉字的概念功能及其造句功能的不同认识和判断，使其语言比较的结论别开生面。在马古利看来，与那些变格变位的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在形式上的缺失、汉字的不变性及其词性的可变性具有很大的优势。汉字的固定形式正可以让人看到语言概念的纯粹性和抽象性。由此，对汉字推崇备至的马古利对中国思维和西方思维做出如下对照：
［……］中国思维当然可以很轻易地运用纯粹的、抽象的概念，而西方思想家由于受到单词词尾变化的限制，只能囿于一词专指一物。很明显，语言各自不同的特性使中国思想具有一种超强的客观性和抽象力。[63]
他对汉语的总体描述是：
语言结构的各种因素决定了汉语之不可避免的特性，这些特征决定其结构的不同细节；词和概念是独立的，倾向于抽象和纯粹；客观性和反思特征，分析性的结构；精确和简洁；稳定性。[64]
马古利比较了哲学和伦理著作中的中西论述思路，称中国思路为环形运转：中国人喜于从尽人皆知的一般前提出发，围绕某个问题逐步向着抽象的、普遍有效的思想内核推进；西方思维方式则是直线的、演绎的、从思想走向思想。中国思想家能够很轻松地把玩最抽象的思绪，西方思想家则常常为语言的规定性所困扰[65]。马古利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西方思想家为何时常转向数学的深层原因：这些思想家认为语言往往是错误之源，于是在数学中觅见思辨工具，试图通过数学来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抽象精神活动。古希腊早期的重要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便是一个数学家。而类似的数学发展没有发生在中国，因为汉字的表意特征及固定结构有利于近似数学的思维形式和方法。同在数学中一样，运用汉字是在与独立的绝对值打交道；而西方文字的可变性使人永远同相对因素纠缠不清。马古利觉得不足为奇，那些最伟大的西方思想家为何总是抱怨一些受到语言制约的伪命题：“不同时代的伟大哲学家都曾试图借助数学来自卫，以抵御他们各自语言中的语言表达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只需提及笛卡儿（R．Descartes）、牛顿（I．Newton）、莱布尼茨（G．W．Leibniz）、孔德（A．Comte）这些最有名的哲人就够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能阻止思想依然与语言论说紧密相关，哲学中的混乱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66]在这个上下文中，马古利盛赞汉语的长处：
不用说，同样也是因为语言的原因，中国避免了类似的混乱。汉语词汇这一不受句法影响的纯粹形式，实为抽象思维的极佳工具，可以消除一切差错。只要处理得当，它就可以赋予人类思想足够的回旋余地，并在人类理智和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纯粹的形式。[6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