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思辨——西方思想家和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

洪堡：“在所有语言中，汉语文本的翻译最难再现原文特有的表现力和句子构造方式。”^[1]

柯林斯（R．Collins）在其论著《哲学社会学：思想变迁的全球理论》^[2]中发展了关于哲学体系之形成的全球理论，他在该著导论中介绍了四种在哲学或社会学文献中熟为人知的体系理论：（一）思想创造思想；（二）个体创造思想；（三）文化的自我生成；（四）一切都是变动的，不可能具有明确轮廓和明确解释。柯林斯试图与这四种理论保持距离，并以哲学在亚洲和西方的具体历史发展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本文主要涉及柯林斯所说的文化的自我生成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哲学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场域，而文化场域具有句法标记，也就是不同语言的句式构造给不同文化打上了烙印。语言是所有认识论、本体论、逻辑思维得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句法决定了哲学表述的内容和形式。

本文所探讨的西方人对汉语结构和思维的早期思考，横跨四个世纪。时至20世纪中叶，西方学界对汉语与思维的关系问题的思考，见解可谓鲜明，然而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并且，虽然相关论述似乎“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都是零散感语，专论并不多见。此乃“早期”之说的缘由。换言之，所谓“早期认识”，主要针对认识程度，而非时间概念。另需说明的是，中西初识之时，尽管在华“神父们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书，每天都在写作并将之译成中文”^[3]，但是当时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汉学家可言；这个语境里的“汉学家”只是一个宽泛概念。(www.xing528.com)

本文先从耶稣会士的中国语言论入手，一来视之为整个论述的铺垫，一来为了显示原初观点的重要性。明末清初的欧洲人对汉语的最初印象，有着“先入为主”之功，也是后来人考察汉语的起点，一些观点甚至延续了几个世纪。之后，洪堡从其语言哲学理论出发，追究“汉语精神”亦即汉语与思辨的关系，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开创性思考不仅承前启后，而且也是后来的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前贤学说。因此，洪堡的中国语言论在本文中具有中心意义。进入20世纪之后，葛兰言、佛尔克、马古利对汉语同“中国思维”的关系的论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表明，在如何评判汉语精神的问题上，仍旧存在见仁见智的现象。在检视了西方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探讨的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提倡新体白话或新文体、提倡汉语欧化时，如何将语言和思维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汉语特性的看法，与不少西方观点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