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还必须看到另外一个事实：继《天津条约》之后的《北京条约》（1860）签订前后，中国在涉外用词上确实出现了由“夷”到“洋”的明显变化，这在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城尤为显著[29]。广东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崇“洋”风气开始向其他城市蔓延，“夷”字在社会语言中的使用频率明显下降。虽然，民众口中的洋火、洋油、洋气、洋钉、洋烟、洋场、洋街、洋伞、洋糖、洋装，洋烛等，这些表达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天津条约》的约束，或帝国主义话语政治和“跨语际”主权想象和冲突的结果，而是“崇洋”！说得夸张一些，《天津条约》禁止中国人对外称“夷”，没多少人知道此事。
若说对外禁用“夷”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炮舰政策亦即西方勒迫和侵逼的结果，那么，许多先识时务的士大夫在认识上的发展，则是观念变化之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自同治中兴起，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洪仁玕早在1859年的《资政新篇》中就指出，“夷狄戎蛮鬼子”，只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30]。久居口岸的王韬也在《弢园尺牍》中说：“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徙戎攮夷，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31]而在那些为数不多、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那里，这一变化发生得更早。尽管“夷”字在魏源《海国图志》（1843，1848，1852）中比比皆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夷狄之说在新的世界格局面前已开始逐渐陷入窘境。徐继畲从1844年初稿《瀛寰考略》到1848年正式刊行《瀛寰志略》的变化，虽还不是普遍现象，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瀛寰考略》还充斥着夷夏之界和夷夏之见，“夷”字不知凡几；而在后来各稿中，“夷”字渐次被删，或改换为较为中性的词语。《瀛寰考略》手稿中的“英吉利”一节只有2 429字，其中共有21个“夷”字；而《瀛寰志略》中的同一节长达7 620字，“夷”字已经无影无踪[32]。这种自觉行为，发生在所谓英国人在跨语际翻译时将“barbarian”含义强行植入“夷”字之前。徐氏知道“夷”字本义，无需借助“barbarian”的转换来指点。
以上辨析并非想要抹杀中国人用“夷”仇外的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背景，以及枪炮逼出来的条款所谓平等所包含的实际不平等。中国有其夷狄说，西方人无法容忍中国人的蔑视。可是，西方世界为了标举自己的“文明”，同样有其关于barbarian的一整套冒犯人的话语，视中国人为野蛮人而一路非议，至多把中国归入“半开化”之国[33]。此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如此，西方人以文明傲视野蛮的俯视之态，訾议和垢辱中国的“夷狄”说辞，更见轻薄和刻薄，给人的印象亦更为深刻。西方人的文野之辨与中国人的夷夏之辨相比，实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禾研究的方法论根底，是福柯的话语理论。福柯的理论诉求，是要打破思想史研究对于观念（真理）之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认识，因而采用事件化的话语分析视角，视真理和理论为独特的话语事件的效果。刘禾对“夷／barbarian”的解读，正是依托于事件引发的话语效果。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夸大某些事件的话语效果，更不应该无视甚至否定历史观念在总体上的延续性。我们更应关注的，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夷”之言说对象和话语策略，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之特定实践功能，而且是特定社会语言运用中的动态“话语实践”[34]。这在当时多少与中英《天津条约》有关，但与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关系不大。
中国传统的对外习惯，完全受到儒学思想的支配；华夷思维框架，上接两千多年前的春秋辨夷夏，几乎成了一种人类学常数和文化代号。虽然晚清士大夫已经基本上认识到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对外交往，已不再是历史上的诸夏列国，也不是与四夷之间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往来。然而，根深蒂固的“德华兽戎”观念，意味着等级和名分，长期使人坚信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并很容易导致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排外情绪，即《左传》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5]。这种思想不仅见之于士大夫阶层，在不了解外情的下层民众中更是如此。于是，这些观念也都相应地定型于文字表述之中，体现在“夷”的划分亦即人禽之界、夏夷之界中。在这个语境里，“夷”字而外，自然还有“狄”“蛮”“胡”“虏”“戎”“番”等同义词，亦包括其他一些夷狄之变称，如当时闽粤民间常用的“白鬼”“黑鬼”“番鬼”和“红毛鬼”，或华北民间惯用的“毛子”。
综观中国近代发展和对外接触，我们不难断定，鸦片战争的武力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之后，中国士大夫在逐渐改变的文化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价值判断中，运用“夷”“洋”“西”“外”这四个字时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对外部世界及外人的称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在这时，上述四个词的运用发生了新旧递嬗。不同的表达形式及文字组合，不仅在于不同论者的个人观点，更由于这四个词还体现出时人在不同时期的普遍价值尺度、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36]。
【注释】
[1]刘禾论著的原文为《帝国的碰撞》：Lydia H．Liu，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Fang Weigui，“Yi，Yang，Xi，Wai and Other Terms：The Transition from‘Barbarian’to‘Foreigner’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by Michael Lackner et al．，Leiden：E．J．Brill，2001，95－123。
[3]《帝国的话语政治》的个别书评作者，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所知不多，从而被该著的“颠覆性”意义所“震撼”。
[4]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序言（李陀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
[5]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8、159页。
[6]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陈华等校点注释，岳麓书社，1998年，第1页：“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第24页（《筹海篇三》）：“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
[7]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8]《华英字典》，马礼逊编，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刷厂，1815—1822年（Robert Morrison，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part first，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part second，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part the third，English and Chinese，Macao：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5／1822）。
[9]《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7页（卷第十二，王制）。
[10]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11]《春秋左传正义》，〔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9页（卷第二十九，襄公四年传）。
[12]《汉书》第11册，〔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4页（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13]金元之际的著名元儒郝经在论述“中国”这个文化概念时指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民无必从，为德是从。［……］以是知天之所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郝经：《陵川集》，《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卷三十七，第355页）另参见易鼐：《五洲风俗异同考》（《湘学新报》第35卷，1898年5月1日）：“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懵然不知《春秋》之义，夷狄不以地而以人。”
[14]谭嗣同：《论学者不当骄人》，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01页。
[15]这里不排除清代官府对边疆边民的“夷”称，例如用于“西南夷”彝族。(www.xing528.com)
[16]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5），见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877—1897），上海著易堂，再补编，第十一帙，第40页。
[17]例如：1839年，道光皇帝回复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涉及禁烟等“洋务”的奏章，谕军机大臣等：“据御史骆秉章奏，请整饬洋务，以绝弊端一折。［……］”1941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奏曰：“江南洋面平衍，无险可守，其情形较之浙江有过之无不及，一时亦难骤易生手，余步云于洋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齐思和等整理，中华书局，1964年，卷七，第16页；卷三十，第12页）
[18]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25页。
[1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专集》之一，林志钧编，中华书局，1936年，第143页。
[20]慕维廉：《地理全志》，墨海书馆，1853／1854年，卷二，“欧罗巴志·佛兰西国志”，第46页；“欧罗巴志·大英国志”，第52页。
[21]《六合丛谈》卷一第八号，墨海书馆，第10页。
[22]《英华韵府历阶》，卫三畏鉴定，澳门：香山书院，1844年（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by S．Wells Williams，Macao：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4）。
[23]《英汉字典》，麦都思编，上海：墨海书馆，1847／1848年（Walter Henry Medhurst，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in two volumes，Shanghai：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1847／1848）。
[24]堀达之助等编：《英和对译袖珍辞书》，江户：出版者不详，1862年。
[25]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26]关于利玛窦世界地图所引入的新知以及明末“世界意识”的形成，参见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70页。
[27]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216页。
[28]《澳门月报》（1839／1840），载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一，陈华等校点注释，岳麓书社，1998年，第1959页。
[29]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5—26页。
[30]洪仁玕：《资政新篇》，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28页。
[31]转引自陈旭麓：《辨“夷”、“洋”》，《近代史思辨录》，第27页。
[32]任复兴：《晚清士大夫对华夷观点的突破与近代爱国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第196、197页。
[33]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1878年3月5日）写道：“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哈甫者，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瑞安，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主编，岳麓书社，1984年，第491页（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巴尔比瑞安：barbarian）。
[34]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中的相关论述。
[35]《春秋左传正义》，〔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24页（卷第二十六，成公四年传）。
[36]Fang Weigui，“Yi，Yang，Xi，Wai and Other Terms：The Transition from‘Barbarian’to‘Foreigner’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chael Lackner et al．ed．，9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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