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原以外的地区和居民，历史上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说。《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9]宋代理学家石介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10]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也被用来泛指中原以外的四方部族，与“夏”“华”相对而言。“夷”字或其同义词很早就成为一种轻贬的指称，《春秋》中常有“戎狄无亲而贪”或“戎，禽兽也”[11]之类的说法。《汉书·匈奴传》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12]这才会有“严夷夏之防”的说法。明清之际，欧人东来，“夷”之范围随之扩大。它不再局限于历史上与华夏相对的地域，亦被用来指称欧西之高鼻深目的远人，以强调外来人种之低而且贱，及其文化的低劣性。于是，“夷”字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扩展，并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称词，在特定语境中表述某种特性和价值判断。
中国的华夷之界，主要注重文明程度和文化异同，以教化和礼法论之，而非畛域界限，即“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13]。谭嗣同亦说中国人“好以夷狄诋人，《春秋》之所谓夷狄中国，实非以地言，故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若以地言，则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何如也？”[14]当初，明末遗民喜用夷夏之辨来对付新朝；时至19世纪，曾经各分彼此的满人和汉人在中西交冲中一致对外，夷视西洋性近犬羊的“夷狄”，或在字形上已经一目了然的“蛮貊”。不管是中西交通之前的诸夏与夷狄之界，中心与四夷之分，还是后来所谓独享诗书礼乐的华夏与所谓不知教化和礼法的西洋各国之对举，都是对社会发展程度和世界秩序的根本性见解。
根据索绪尔的说法，词语变化的关键，在于“所指”与“能指”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从“东夷”到“四夷”到“西夷”（西方蛮夷）的转变中，很能看到“所指”的延伸和变化。19世纪的大量官方中文文献足以证明，“夷”字基本上专指外国人[15]。“夷”字本身在当时并未失去其“野蛮”词性，它不是通过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才获得其“野蛮”含义的，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夷视着“犬羊之辈”。彼时运用“夷”字的中国人，基本上对“夷／barbarian”一无所知，见过《天津条约》英文本的中国人也屈指可数，人们依然在不同语境中运用自己所理解的“夷”字：蛮夷其邦，禽兽其人。或用宋育仁的话说：“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16]换言之：条约已在，但是中国人并不以为然，不愿放弃“夷”称。《天津条约》写明“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但在修约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各种不对外的奏折、谕旨等公文中，“夷”字依然时常出现。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多半还是“夷务”。“夷务”概念约产生于道光年间（1821—1851），统称与“外夷”打交道的事务，如禁鸦片、海防等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事宜。“洋务”概念约出现于1839、1840年间[17]，亦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海防等涉外事宜有关，但在兹后几年里鲜为人知[18]。起初，“洋务”几乎只见之于对外公文，华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务”，且为当时朝野人士的普遍用词。我们必须指出一种可能的误解，即以为《天津条约》彻底根除了对外“夷”称。至少在19世纪，“夷”字一直颇为活跃，并没有“被人从活着的汉语中永远驱逐出去”（第50页），“攘夷论”一直很有市场。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1898）中还在说：“中国向来守旧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为夷狄者无论矣。”[19]
我们再来查考一下《天津条约》对译“夷／barbarian”之前的情况：毫无疑问，西人是很知道barbarian之汉语表达的，伦敦传教会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便说法国“古名之高卢，为野番部落，汉时为罗马征服”；英国“古为吐蕃部落、汉时罗马平英伦”[20]。也就是说，英、法两大强国在中国汉代之时曾是barbarian之地。传教士编纂出版的《遐迩贯珍》（1853／1856）中亦有“僻土野人”“野族”之说。同为传教士编纂的《六合丛谈》（1857／1858）也说英国“往时穷岛野番，凶犷如兽，以杀掠为事，今已变化气质，循循可教矣”[21]。(www.xing528.com)
早期英华双语辞书中已有“barbarian”与“蛮夷”等词之对译。马礼逊《华英字典》（1822）：Barbarian蛮人（残虐，残暴）；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4）[22]：Barbarian蛮夷；麦都思（W．H．Medhurst）《英汉字典》（1847／1848）[23]：Barbarian夷人、夷狄、野人、生番（未识礼义，凶恶，惨酷）。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为传教和汉语学习而编纂的不少双语辞书，以及《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杂志，很快就被传入日本，或被翻刻出版，并产生重大影响。无疑，19世纪上半叶日人所用“夷”字，与在中国基本相同，即用“夷”“蛮”来指称外国亦即欧洲诸国，“攘夷”甚至是江户末期流行的一个政治口号。堀达之助等人编纂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24]，主要参考了日本兰学译词，被誉为第一部英和对译字典。它是了解江户末期日语新词、译词的重要资料，其中相关词条为“Barbarian，s．バルバリア人，夷人”，“Barbarian，adj．バルバリアノ，夷狄ノ”。
实际上，利玛窦之辈已经了解“夷”字的barbarian含义。利氏在明末中国所见之世界地图，以大明帝国的十五省为主；散落在四周大海里的若干小岛，其总面积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最小省份。这形象地再现出前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下”[25]。于是，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1584）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给中国带来前所未知的地圆说和万国观，迫使一些士大夫审视中土固有的天下观，逐渐接受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世界意识[26]。中国人此前一直固守的天圆地方、中国为世界中央的旧观念开始瓦解。利玛窦说：“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不再“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27]。然而，康熙禁教之后，中国人不但在地理知识上出现了大倒退，而且在世界观上，“内中国而外夷狄”又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常理和常谭，并且国体攸关。尤其是雍正乾隆父子的禁教令，几乎断绝了中国同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林则徐辑《夷情备采》，其中译有在华洋人出版的《澳门月报》道光十九年（1839年）及二十年（1840年）的记载：“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仍不知西洋。”[28]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彼时状况，林氏曾将其附奏进呈。如果明白了春秋之后“夷”字亦即被发文身、人面兽心、茹毛饮血之夷人就同西方的barbarian含义相近，两者的实际相似性并不是通过barbarian译词才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显然缺乏必要的根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