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揭示语言表意符号所引起的政治碰撞及历史意识，研究取向凸显

刘禾教授著《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以下简称《帝国的话语政治》，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1]，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该著英文版和中文版皆引起广泛关注，充分显示出其学术魅力。作者围绕一些关键词和概念的理解、转译或产生等问题，揭示语言等表意符号所引起的政治碰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作者以往著述的主要研究取向及其敏锐目光。该书以主权想象为中心，“话语政治”则是其极为重要的查考视角。例如，她用大量篇幅挖掘、梳理和分析了19世纪中英关于“夷”字的翻译冲突，展示一场符号事件中的政治较量。迄今，不少评论者被刘禾对“夷／barbarian”这一衍指符号的分析及其论断所折服，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该书最成功、最精彩的部分。

笔者曾于1997年在哥廷根大学的一次历史语义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过一篇论文，也论及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禁止中国人在各式公文中对外称“夷”之事^[2]。因此，我对刘著中相关论述的兴趣自不待言。对于作者关于话语政治和主权想象语境中的“夷／barbarian”辨析，我的第一个不一定对的感觉是：围绕“夷”字的中英纠纷，果真是作者所渲染的那样影响中英关系以及中英交涉的“大事件”吗？它果真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贯穿整个近代中英冲突并成为其关键论题吗？要确认这第一感觉和怀疑，还需一篇较长的文章来论述。写此小文，多少与此有关，但主要缘于一种现象：诸多书评或“读后感”，基本上围绕刘禾给定的“史实”以及她对事物的理解、分析和结论展开讨论，几乎不见对“史实”本身的诘问，也就是在复杂的总体关联中的思考。不错，《帝国的话语政治》提供了许多信而有征的史实，可是历史上还有其他许多史实，一些史实可能掩盖了其他也是信而有征的史实^[3]。(www.xing528.com)

鉴于“夷／barbarian”这一很长的故事在该书中约有两章篇幅，且为全书的重要论据之一，笔者在此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与刘禾教授商榷。我要谈的中心问题是：刘禾认为“夷”＝“barbarian”（“野蛮”）的符号关联是成问题的，“夷”字的这一含义是英国人强行为之，以达到禁止中国人对外用“夷”、稳固自己霸权地位的目的。而我认为这一结论本身不是没有问题的。笔者与刘禾的一个较大分歧是对“夷”字词性本身的看法。如果我没有误解作者的话，她把《天津条约》之前的“夷”字主要看作表示“籍贯”的地理概念，是“foreigner”的中性译词，将其译成“barbarian”是篡改，这是其长篇大论的立足点。而我以为，“夷”字在中国历史上的贬义特色是很浓重的，它具有标记（symptom）或象征（symbol）意义，以及源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的联想。这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之一。我的主要依据是：大量历史文献表明，“夷”字不仅是地域概念，更是华夏中心主义之华夷对举、夷夏之辨中表示等级和低劣性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