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汉学”和由此推演出的“汉学主义”,首先涉及海外汉学这一在中国成为“显学”的学科名称。海外中国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界趋之若鹜。于是乎,人们亦围绕这个研究方向或学科之名各抒己见,名称之争似乎从未停止过。说到底,一切都关乎“汉学”或“中国学”的界定问题。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概念万花筒,这在现有的学术机构、期刊、集刊或丛书名中可见一斑:“汉学”“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国际汉学”“国外汉学”“世界汉学”“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等。其实,汉学或中国学本来就指外国学人所从事的中国研究,“海外”“国外”之类的多余修饰只是“约定俗成”的说法而已。每部研究汉学的专著或编著中,一定会有“汉学”或“中国学”等概念的界定。我想,汇编各种定义及其相关论述,定是一部巨制。
业内人士都知道一个老生常谈:学科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ie,Sinology)源于法国(以雷慕萨[J.P.A.Remusat]于1814年担任法兰西学院开设的“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为标志),“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专利则在美国。因此,有人将汉学区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新汉学”),其原因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传统汉学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为主,重视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人文科学专题,且为文本中的中国;现代汉学则以现实和实用为指归,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比如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起初我曾纳闷:这种划分是哪里来的?当然来自美国!毫无疑问,中国研究在“二战”后的美国蓬勃发展,并最终确立了美国在这个领域的霸主地位,这给了美国人足够的底气来同“老欧洲”的汉学保持距离。当然,美国人不会完全不知道,汉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范式,“二战”后的欧洲汉学已不再是近代以前的中国语言文学等人文科学研究了。
大凡见过中国学界对“汉学”与“中国学”各种辨析的人,大致可以见到如下互不协调的观点:“中国学”与“汉学”没有差别;“中国学”与“汉学”截然不同;“汉学”包蕴“中国学”;“中国学”涵盖“汉学”。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观点。每种说法仿佛都有一定的依据,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形容之,显然有失恭敬。可是,为何几种说法都能成立呢?究竟哪一种更可取呢?今天不会有多少人再为此而伤神。各种学术机构和出版物已在各自的名号下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地论述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名号的机构或刊物,可能重点不同,但在学理上没有本质区别。这又不得不踅回概念问题。还有人偶尔提出学科名称问题,这说明名称之争和分歧依然存在。顺便提一句:我们今天所用的对应Sinologie的“汉学”概念,源于江户时代的日本,相对于“兰学”,即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洋学”(“西洋之学”)。
另外,我也会为另一个问题而纳闷:汉学是外国人所从事的学术,为什么在他们那里没有就“汉学”或“中国学”问题进行过如此热闹的讨论?或曰几乎没有?他们或许认为没有必要讨论一个不可能有定论的问题。美国的Chinese studies挂靠在不同科系,这同“二战”后美国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重组人文、社会学科有关,有其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这不是传统Sinology的栖身之地。或者,美国人认为Chinese studies涵盖Sinology。更有人以为,“汉学”是一门过了气的学问,“中国学”才是希望所在。这些人不一定知道,Sinologie(法、德)、Sinology(英)这个由半拉丁、半希腊词源组成的概念,原义就是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不可否认,美国人有意或无意地将一个欧洲概念“翻译”成Chinese studies,是想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彰显“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或者突出“二战”后美国所取得的确实可观的成就。尤其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年轻的美国学者一般不愿自称汉学家,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做理论的,或者至少是比较文学家。但是如前所述,美国学界提出Chinese studies之时,法、德等国的Sinologie早就有了新的发展:进入20世纪之后,那里的汉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专注古代,而是逐渐将目光转向当代和过去不久的中国事物和发展状况。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福兰阁就已经视汉学为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www.xing528.com)
的确,传统汉学侧重于中国语言文学,就同西方许多传统的语文学学科一样。但是汉学似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并非纯粹的语文学。纵观欧洲汉学,我们始终能够看到汉学之“无所不包”的中国问题研究。因此,所谓的人文科学取向与社会科学取向的两派之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历史幻象。纵观当今欧洲在Sinology名下和美国在Chinese studies名下所从事的实际教学和研究,两种取向之分也是失当的。不少人刻意采用欧洲“汉学家”和美国“中国学家”之名号,其实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而已。当今西方的不少大学将汉学设置在东亚研究之内,其“区域研究”亦即跨学科特色是很明显的,它涉及历史、经济、政治、哲学、法学、社会学和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
无论如何,在学院派汉学之初和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学术研究中并不存在我们今天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区分,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还没问世。并且,谈论海外汉学,各国情形有别,发展也极不平衡,因此很难一概而论。对那种硬性区分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做法,我只能说,美国有很好的人文科学取向的汉学成果,欧洲有很好的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学成果,而且不只是在当代。我在这里对“汉学”和“中国学”名称的浅见,并不是要对现有学术机构与刊物的名称提出质疑;平心而论,那些名称都很好看,多少归功于对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的讨论。不管怎么说,机构与机构之间、刊物与刊物之间总得有所区分吧。如果今天还有人为孰是孰非而感到疑惑,那我只想指出:“Sinologie/汉学”从来就是Chinese studies,亦即“中国学”——这是这篇小文提出的第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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