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比较的成果

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方法和不同观点，多半会带来不同的研究结果。简单地将卫礼贤的中国形象称之为“幻象”（mirage），或者草率地把他的书中所发展的形象视为“错误形象”，肯定是不正确的。这么做只会让我们重回老路，陷入意识形态的恶性循环。从科学角度来说，谁能提供“这样的”国家本质和“这样的”民族特性呢？谁又能从中国本质的“正确”角度来批驳卫礼贤的各种感性认识和描写呢？整个问题并不在于，卫礼贤所描写的中国特征是否属实、是否能在中国遇见，而在于他的描写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的一概而论，它的普遍性特色排除了其他相反说法的可能性。一种可能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形象学，绝对“不是以国家特征和民族本性的真实存在为前提的”^[46]。“这样的”中国人形象可以存在，但是没有“这样的”中国人。我并不否认一个事实，即一个民族的共同历史和命运会给民族成员的行为习惯打上烙印，中国的“行为规范”或许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德国的，德国的会不同于一个非洲国家的。肯定存在使德国人为德国人的东西，使中国人为中国人的东西，他们甚至“有着相同的民族惯习”^[47]。可是如埃利亚斯（N．Elias）所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民族惯习并不是生物性的，不是一成不变、永远如此，而是更多地同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惯习随着族群和国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48]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抛开有些“灵魂阐释者”的模式，用一部同样引起轰动的中国作品来进行比较，这就是萧红（1911—1942）的那部比《中国灵魂》晚十年问世的《生死场》（1935）。这么做的原因，不仅缘于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论的思考，即只有在考查多国资料的层面上才能真正对国家特征进行反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么做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不仅存在他者形象，还有自我形象。人们常常可以在不同国家看到有些作家、作家团体或者一代作家，他们力求突出本国、本民族“特性”亦即“国民性”（自我形象），甚或创造一些特性^[49]。在中国，我们不仅可以在鲁迅及其“学生”那里看到这种现象，并且至今还很明显。自我形象具有的真实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对他国和他民族的评价的意义^[50]。如果上文的阐述还不能让人相信，卫礼贤（或多或少站在外人的立场上）给中国所画的灵魂只是他所塑造的灵魂，那就应当了解一下萧红的中国形象（自我形象）。

萧红的主要意图是“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51]。与卫礼贤的中国形象相反，萧红呈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灵魂和完全不同的中国：她给我们展示的，并不是一个永久和平和有秩序的国度，而是一个衰老的、昏乱的、生死界限不分的国家：生如同死，生不如死，生命的诞生是为了死亡，一个永远的“生死场”。萧红描写了依从和落后所产生的异化之人，一个对同类充满狭隘意识、恐惧和冷漠的生存环境，以及这一环境中的那种对人的生命的威胁和毁灭。她的描述使我们不由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G．García Marquez）的名著《百年孤独》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萧红所展示的周而复始的、常给人荒诞之感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例证，让我们看到对同一个“国家灵魂”之描述的天壤之别；不管从历时还是共时的角度来看，它们都相去甚远。

这个对比的张力在于，《中国灵魂》和《生死场》都以为自己具有历史真实性和有效性。换言之：两个作者都以为自己的视角对准了所谓“历史现实的真实状况”，并且，两个人所描写的时期和历史地点几乎也是相同的。两部作品之明确的或潜在的判断以及观点上的矛盾，极为清楚地表明，本文所阐述的形象系统中的诸多因素，对形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两个完全矛盾的中国形象。

【注释】

[1]卫礼贤的《中国灵魂》（Richard Wilhelm，Die Seele Chinas，Frankfurt：Insel，1925）不是一部一以贯之的著作。他在书中运用了大量早期资料，并且叙述了不同时期的诸多旅行经历。虽然，作者致力于描写一个统一的、自己的中国形象。鲍吾刚（Wolfgang Bauer）指出，卫礼贤仔细删去了所有记载中的具体日期：“所有事件与人物都从一次性的性质，有意转换为没有时间的状态；由此，一切都带上了永恒的意味。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便是语言中大量现在时的应用；然而，其出处却是往日的信札和日记。”参见鲍吾刚编：《卫礼贤——两个世界的大使·导言》，杜塞尔多夫、科隆：Diederichs，1973年，第18页（Wolfgang Bauer，“Einleitung”zu Richard Wilhelm，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hrsg．von W．Bauer，Düsseldorf－Köln：Diederichs，1973）。一方面，该著是用纪行的形式写的，并且多少带有哲学思考；另一方面，有些章节使人想起长篇小说的片断，很像一组框型小说。

[2]萨洛莫·威廉编：《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中介者》，杜塞尔多夫／科隆：Eugen Diederichs，1956，第319页（Salome Wilhelm，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Düsseldorf－Köln：Diederichs，1956）。

[3]比较文学中的“形象”（“Image”），指国家、民族、文化等集体形象。这个概念（不仅在文学，而且在文学研究中）表示民族性或者国家特征即一个民族的本质。比较文学形象学致力于研究形象的表达方式及其产生和作用，并分析其原因和结果。参见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第167—180页；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形象学》，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第154—167页。

[4]黑塞：《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中介者》，见夏瑞春：《赫尔曼·黑塞与中国：描述、资料和阐释》，法兰克福：Suhrkamp，1974年，第320页（Hermann Hesse，“Ein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in：Adrian Hsia，Hermann Hesse und China，Darstellung，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Frankfurt：Suhrkamp，1974）。

[5]荣格：《欧洲的评论》，载《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荣格评论，卫礼贤撰文并作注，苏黎世、斯图加特：Rascher ＆Cie，1929年，第8页（Carl Gustav Jung，“Einleitung”zu 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mit einem europäischen Kommentar von C．G．Jung，Zürich：Rascher ＆Cie，1929）。

[6]鲍吾刚：《卫礼贤——两个世界的大使·导言》，第8页。

[7]同上。

[8]卫礼贤：《来自东方的光明》（Licht aus Osten），见鲍吾刚编：《卫礼贤——两个世界的大使》，第167页。

[9]卫礼贤：《中国灵魂》，法兰克福：Insel，1980年，第281页（Richard Wilhelm，Die Seele Chinas，Frankfurt：Insel，1980）。

[10]同上书，第25页。

[11]卫礼贤：《中国灵魂》，法兰克福：Insel，1980年，第373页。

[12]参见卫礼贤：《中国经济心理》，莱比锡：Deutsche Wissenschaftliche Buchhandlung，1930年，第11页（Richard Wilhelm，Chinesische Wirtschaftspsychologie，Leipzig：Deutsche Wissenschaftliche Buchhandlung，1930）。

[13]卫礼贤：《来自东方的光明》，第168页。

[14]参见《礼记——大戴记与小戴记，古老的中国文化与宗教》，卫礼贤译注，杜塞尔多夫、科隆：Diederichs，1958年，第62页（Li Gi．Das Buch der Sitte desälteren und jüngeren Dai，Aufzeichnungenüber Kultur und Religion des alten China，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Wilhelm，Düsseldorf－Köln：Diederichs，1958）。

[15]参见卫礼贤：《中国灵魂》，第427页。卫礼贤用同一种思维方式来分析道教，并认为和谐是孔教与道教之间的桥梁。“孔教与道教最终在和谐中得到均衡。”（同上书，第429页）

[16]同上书，第292页。

[17]萨洛莫·威廉编：《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中介者》，第320页。

[18]施坦策尔：《观察外族之特性的文学视角》，《奥地利科学院报告》1974年刊（哲学、历史卷），第76页（Franz K．Stanzel，“Der literarische Aspekt unserer Vorstellungen vom Charakter fremder Völker”，in Anzeiger der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III，1974）。另参见基茨基：《论成见心理》，见斯特勒维茨编：《成见妨碍养成》，格廷根：Vandenhoeck ＆Ruprecht，1965年，第50页（Horst Gizycki，“Zur Psychologie des Vorurteils”，in Willy Strzelewicz［Hrsg．］，Das Vorurteil als Bildungsbarriere，Gö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1965）。

[19]卫礼贤：《中国灵魂》，第303页。

[20]同上书，第25页：“非常有幸，我能在中国生活二十五年之久。如同每一个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

[21]贝吉乌斯：《社会心理学》，汉堡：Hoffmann ＆Campe，1976年，第158页、168页（Rudolf Bergius，Sozialpsychologie，Hamburg：Hoffmann ＆Campe，1976）。

[22]普里托留斯（Emil Preetorius），转引自萨洛莫·威廉编：《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中介者》，第334页。

[23]卫礼贤：《中国灵魂》，第371页。

[24]布莱谢尔：《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因素》，《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第18页（Thomas Bleicher，“Elemente einer komparatistischen Imagologie”，in Komparatistische Hefte，Bayreuth，1［1980］，Heft 2）。(www.xing528.com)

[25]若瑟乐斯：《继承卫礼贤的事业》，见法兰克福中国研究所编：《中德年鉴》（1931），第16页：“卫礼贤的直觉观察使横在中国气质与我们的气质之间的那堵墙变得透明了。［……］他不是用西方视角看东方，而是站在超越两个文化的立场，公正而热情地为中国辩护，反对所有偏见及所有对中国人的高估和低估。”（Erwin Rousselles，“Die Fortführung des Werkes Richard Wilhelms”，in Chinesisch－Deutscher Almanach 1931，hrsg．vom China－Institut Frankfurt am Main）

[26]卫礼贤：《来自东方的光明》，第167页。

[27]参见卫礼贤：《中国灵魂》，第303页：“我们欧洲教堂的一阵阵杂乱钟声可以把我们敲醒。对东方人来说，这钟声却是那么咄咄逼人，毫无顾忌。中国山寺的晚钟不紧不慢，不让人害怕，也不是为了说教。”

[28]荣格：《纪念卫礼贤》，见荣格、卫礼贤编：《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修订二版，苏黎世：Rascher，1938年，第ⅩⅥ页（Carl Gustav Jung，“Zum Gedächtnis Richard Wilhelms”，in 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Ein chinesisches Lebensbuch，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mit einem europäischen Kommentar von C．G．Jung，Zürich：Rascher，1938）。

[29]参见里茨：《关于国家和民族之无处不在的成见·导论》，《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第3—11页（Janos Riesz，“Einleitung：Zur Omnipräsenz nationaler und ethnischer Stereotype”，in：Komparatistische Hefte，Bayreuth，1〔1980〕，Heft 2）。

[30]参见莱布尼茨：《中国近事》（1697）及补充资料，奈瑟拉特、赖因博特编译及注释，科隆：Deutsche China－Gesellschaft，1979年（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Das Neueste von China，Novissima Sinica（1697），mit ergänzenden Dokumenten，herausgegeben，übersetzt，erläutert von H．G．Nesselrath und H．Reinbothe，Köln：Deutsche China－Gesellschaft，1979）。

[31]卫礼贤在《中国灵魂》（第434页）中写道：“中国的生活智慧是拯救当代欧洲的良药。这是因为（虽然听起来很奇特）中国古老的生活智慧具有童年的力量。虽然中华民族极其古老，但并未暮气沉沉，而是如同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地活着。这种天真无邪绝不是无知和原始。这是一种扎根于生存本源、喷涌生命源泉的天真无邪。”卫礼贤在中国的这些发现，正是当时许多人以为可以用来“拯救”西方的东西。荣格认为，“卫礼贤认识到，东方能给予我们很多东西来治愈我们的精神匮乏”（荣格：《纪念卫礼贤》，第434页）。当时的著名道德家凯瑟林认为，“中国人是迄今最完美的人”（凯瑟林：《什么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要做什么》，见凯瑟林：《哲学作为艺术》，达姆施塔特：Otto Reichel，1920年，第267页——Hermann Keyserling，“Was uns not tut，was ich will”，in ders．，Philosophie als Kunst，Darmstadt 1920）；他认为中国人是“最有能量的人”，中国人最深沉的东西便是欧洲从未有过的那种“道德性”。参见凯瑟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慕尼黑、维也纳：Langen Müller，1980年，第478、409页（Hermann Keyserling，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1918／1919〕München／Wien：Langen Müller，1980）。

[32]卫礼贤认为，欧洲人的一种习惯性想法是非常肤浅的，即“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几千年来纹丝不动的僵躺着，尤其是长城将中国与进步分开了”（卫礼贤：《中国灵魂》，第104页）。他将中国与罗马进行了对比，认为罗马帝国最终死于“体血耗尽”（同上书，第182页），中国却延续了下来。中国如同一个正方体：“她可以倒下，但是无论从那面倒下来，总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同上书，第427页）

[33]傅吾康编：《中国手册》，杜塞尔多夫：Westdeutscher Verlag，1974年，第203页（Wolfgang Franke［Hrsg．］，China－Buch，Düsseldorf：Westdeutscher Verlag，1974）。

[34]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柏林、海德尔堡、纽约：Springer，1971年，第176页（Karl Jaspers，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Berlin，Heidelberg，New York：Springer，1971）。

[35]阿尔博特：《成见的性质》，汉娜·哥劳曼译，卡尔·哥劳曼主编、注释，科隆：Kiepenheuer ＆Witsch，1971年，第40页（Gordon W．Allport，Die Natur des Vorurteils［Original：The Nature of Prejudice，1954，aus dem Amerikanischen von Hanna Graumann］，herausgegeben und kommentiert von Carl Friedrich Graumann，Köln：Kiepenheuer ＆Witsch，1971）。

[36]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第177页。

[37]这是笔者对雅斯贝尔斯论说的一个变换表达（参见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第177页）：“认为自己的理想在过去得到了实现，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寻找真实的过去。”

[38]阿尔博特：《成见的性质》，第392页：“我们可以将补缺投影定义为一种过程：通过介绍他人的追求与行为方式，来解说和申辩自己的内心状态。”

[39]许乐：《卫礼贤的研究工作》，见卫礼贤、许乐主编：《SINICA——中国概况与中国研究杂志》，法兰克福中国研究所，1930年刊，第69页（Wilhelm Schüler，“Richard Wilhelms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in SINICA．Zeitschrift für Chinakunde und Chinaforschung，hrsg．von Richard Wilhelm und Wilhelm Schüler，China－Institut Frankfurt am Main，Jg．1930）。

[40]从1920年11月到1927年，“智慧学派”每年都举行大型研讨会，1928年到1933年也经常举行学术讲座。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德国没有哪位作家像凯瑟林（1880—1946）那样引人注目且颇多争议。他有着许多狂热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同时又有很多坚定的反对者与蔑视者。无论作为什么样的人（作家或思想家，思辨家或艺术家），他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焦点人物，是知识者怎么也躲不开的话题。关于凯瑟林其人其事，参见狄泽林克：《赫尔曼·凯瑟林伯爵与法国：20世纪德法思想关系的一个篇章》，波恩：Bouvier，1970年（Hugo Dyserinck，Graf Hermann Keyserling und Frankreich．Ein Kapitel deutsch－französicher Geistesbeziehungen im 20，Jahrhundert，Bonn：Bouvier，1970）。

[41]马尔库塞：《还有智慧之师吗？》（“Gibt es noch Lehrer der Weisheit？”），《水星》1965年刊，第1057页，转引自狄泽林克：《赫尔曼·凯瑟林伯爵与法国》，第4页。

[42]阿道尔夫：《凯瑟林伯爵的哲学》，斯图加特：Strecker ＆Schröder，1927年，第1页（Heinrich Adolph，Die Philosophie des Grafen Keyserling，Stuttgart：Strecker ＆Schröder，1927）。

[43]凯瑟林：《创造性认识》，达姆施塔特：Otto Reichel，1922年，第221页：“如同现代西方创造了迄今最高的技能文化，古老的中国创造了迄今最高的人本文化。”此处亦可参见注释40中雅斯贝尔斯的解释（Hermann Keyserling，Schöpferische Erkenntnis，Darmstadt：Otto Reichel，1922）。

[44]凯瑟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第409页。

[45]库特纳，转引自萨洛莫·威廉编：《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中介者》，第323页。

[46]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第131页；另参见菲舍尔：《作为比较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国家形象：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产生》，波恩：Bouvier，1981年，第18页（Manfred S．Fischer，Nationale Images als Gegenstand Vergleichender Literaturgeschichte，Untersuchungen zur Entstehung der komparatistischen Imagologie，Bonn：Bouvier，1981）。

[47]埃利亚斯：《论德国人：19、20世纪的权力斗争与惯习演化》，施勒特尔编，法兰克福：Suhrkamp，1989年，第27页（Norbert Elias，Studienüber die Deutschen．Machtkä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und 20．Jahrhundert，hrsg．von Michael Schröter，Frankfurt：Suhrkamp，1989）。

[48]同上书，第8页。

[49]例如比利时1880年代的那一代人中用法语写作的一部分作家，如德·科斯特（Charle de Coster）、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洛登巴赫（Georges Rodenbach）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描述了有关佛兰德人的常见形象，即肉欲主义和神秘主义。

[50]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第132页。

[51]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续集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7页。有学者认为，萧红的作品描写了“民族的生活方式，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