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礼贤于1924年重回德国的时候，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二十五年之久。因此，他在德国很快获得了出乎意料的盛名。他在法兰克福创建了著名的中国研究所，不仅在德国掀起了中国热，也使当时还很年轻、并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继子的德国汉学经历了第一次飞跃。回德国一年后，卫礼贤发表了他的引起轰动的著作《中国灵魂》[1]。卫礼贤的妻子萨洛莫（Salome Wilhelm）在她丈夫的传记中写道：“汉学家们都很吃惊，卫礼贤的这一作品完全不同于他的中国经典著作翻译及其诠释。”[2]
对于那些从未接触过“东方”的读者来说，充满《中国灵魂》的丰富形象对其中国形象之产生和形成的意义[3]，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而那些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读者，或许能够借助卫礼贤的著作来检验、补充、加深或者修正自己的中国形象，许多人确实也这么做了。其原因是，卫礼贤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伟大的德国中国人”[4]与“中国灵魂的卓越专家”[5]，且被看作中国精神的大使。
德国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上经历过相互矛盾的不同时期。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也就是卫礼贤生活的那个时期，中国几乎只意味着“黄祸”。在德国社会中，卫礼贤用他巨大的成就“把一副魔鬼似的中国面目转变成令人尊敬的面孔，这张面孔一直保持到现在”[6]。这是鲍吾刚（W．Bauer）在20世纪70年代的断言。可以说，卫礼贤用他翻译中国经典的丰富知识开创了“中国热”的新时期。《中国灵魂》出版五十年后，鲍吾刚用如下话语评价卫礼贤的影响：“尽管今天的中国不仅在根本上有别于卫礼贤所见到与所爱过的那个古老中国，甚至在很多方面完全相反。然而，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还总是以当时产生的那个正面中国形象为出发点。”[7]一部由公认的“灵魂阐释者”卫礼贤所写的著作，并且用《中国灵魂》这样一个立意极高的书名，不难想象，这本书对德国读者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这本书既可被看作卫礼贤的中国经历，也可视之为卫氏中国研究的成果，而且一版再版，至今被奉为论述中国的典范作品。
毫无疑问，卫礼贤想把一个“真正”的中国形象介绍到德国和欧洲，他在《来自东方的光明》这篇文章中不无夸张地写道：“在今日欧洲，许多来自东方的事物是一种时髦，它们的流行却来自根本性的误解。”[8]或如他在《中国灵魂》中所写：“在这个世界上的过去几十年中，除德意志民族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被社会舆论所颠倒。”[9]
卫礼贤究竟给人们展示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呢？他生活在中国的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是一个新旧相撞的时期，似乎很适合他在社会变革与历史变动的当口去发现一些“永久性的”亦即“典型中国的”东西，这些东西被他称做民族灵魂。他在《中国灵魂》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见到一个仿佛几千年不变的古老中国，并且经历了她的崩溃，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从废墟中绽放出的新生命。在新与旧之中存在一些非常相似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灵魂；它在变化，却没有丢失其温和与安宁，希望它永远也不要丢失。”[10]继续阅读便可发现，这部作者自称为理解和把握中国灵魂之本质的著作，正在于唤醒人们对其“温和”与“安宁”特性的想象。中国被描写为“永远和平的国家”：
中国人的生活是随意的。然而，自由自在却有条不紊。固定的条理承载着生活，规划着生活，并使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幸与不幸形成和谐。生活如同纺车上的织物，人生经历左右相逢，五光十色的幸福与苍白的不幸如同纺线上的梭子来回穿梭。但是经纱是固定的，它定向定型，固定的形状有其含义，使无序的生活井然相连。[11](www.xing528.com)
卫礼贤不仅在生活织品中、还在社会的喧闹中找寻中国人特有的温和与安宁；并且，他还不断引用中国的哲学和人生智慧，认为人应当保持人性[12]。由此，卫氏提出了他对中国的主要论点：在欧洲，最终主宰人的共同生活的是管理机构；中国有别于欧洲，人在中国是首要的，占有世界的中心位置，同时也是宇宙的一部分。如果说卫礼贤视欧洲人为“纯粹的专家”[13]，他们的强项是越来越广泛的专业化，那么，他眼里的中国人则更接近“自然人”。这个论断并非偶然，我们在他的许多文章中也能发现这一思路，尤其在《中国灵魂》中。
卫礼贤从中西文化对比或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提炼和状写中国本质，常常只是他接受孔子思想的结果；作为中国经典的译者，他对孔子思想甚为了解。因此，我们时常得到的印象是，卫礼贤并不是在现实中探索“中国灵魂”，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找寻和发现孔子生活哲学的实现和证明。他的有些看法直接来自孔子教义或按照孔子思想引申出来的。我们总能在孔教或道教的教义中为卫礼贤的论述找到出处和注脚。例如：他对中国家庭精神的看法，更确切地说，对中国家庭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的看法，均源于儒家基本学说。与此相符，卫礼贤把“敬畏”视为中国人的基本心理状态。他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和谐，认为和谐是孔教思想的核心。一切都在和谐中生存，一切都在喜乐中运行，一切都有自己完善的秩序。中国永远是一个和谐的、由天、地、人组成的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与《礼记》中的三合一思想是相符的[14]。按照卫礼贤的观点，中国灵魂的基本特征亦即“安宁”与“温和”应当归功于孔子的基本思想，孔子将他的思想不可磨灭的灌输给了中国人与他们的文化[15]。
如书名以及充满“生活哲学”的论述所示，《中国灵魂》不是一部纯学术著作。相反，这本书以巨大的亲和性见长，书中的人物、场景、经历和见识都能见出其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作者喜于从经历出发，让事实（或曰他所认为的事实）说话。换句话说：作者将他所到之处的自然与社会现实以及各地不同的习俗，如同画卷一样展现在读者眼前。如前所述，卫礼贤的追求是刻画出完整的中国形象，描绘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卫礼贤认为，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这个时期能够追溯到过去，带着千年气息。因此，他对早已流传于欧洲、已经失真的中国形象毫无兴趣：“按照这个形象，中国只是一个停滞的、没有活力的、吃蚯蚓的国度，是一个由荒诞的愚蠢与反常的残酷所组成的混合物。”[16]
卫礼贤始终致力于发现“中国灵魂”。这部包罗甚广的著作如同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文化、政治和人类学信息。不仅如此，卫礼贤所要找寻的是完整的本真性，如同书名所强调的一样：这里关乎“中国灵魂”。说到底，“中国灵魂”主要体现于中国人的安宁与温和，以及那种并不只是理想图景，而是对永久和平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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