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中重新发现读者的尝试极少缘于文学研究内部，那些论说的理论基础是由语言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信息和交往理论提供给文学研究的。如果我们看到马克思、萨特、英伽登和伽达默尔等哲学家各自对接受研究的两个德国流派的影响，哲学这一重要资源便凸显而出。就两个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圭臬而言，双方都有自己的“靠山”：一边是伽达默尔和英伽登作为姚斯和伊瑟尔之接受研究的庇护人；另一边是马克思对瑙曼领衔的纲领性著作《社会，文学，阅读》的深刻影响，这里当然还有卢卡契美学思想中的“整体性”概念（Totalität／totality）在东德文学理论中投下的浓重的影子。
其实从一开始，接受研究就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或者马克思主义同它的论争中发展变化的。论战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始于苏联，梅德维杰夫（P．P．Medvedev）在论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争，已经涉及后来文学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另外，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通过与康拉德（K．Konrad）的深入讨论才认识到发展自己的理论的必要性。同样，姚斯所说的“文学史的挑战”，正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声称的“文学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80]，而且他的不少论争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东德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也是在同西方接受研究的交锋中逐渐成熟的。如同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辩所带来的成果一样，东西德在接受理论中的两种较然不同的美学主张之间的“对话”，赋予文学研究极为重要的启示。东德学派在不少方面的建设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姚斯虽然不赞同东德学派的许多观点，比如批评其忽视“行动读者”的语义创造能力，但他后来还是感谢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批评，并部分纠正了自己原先颠倒一般历史和局部历史的观点[81]。
就像西德的接受美学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深刻变化一样，东德很快发现了新的研究方向的政治敏感性。尽管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使得方法论上的认识显示出不少相近之处。当然，这里也能见出两个学术空间各自特有的讨论策略和论证思路；不同的出发点和针对性（比如针对体制内的矛盾，或是对外的自我保护）与不同的学术追求（比如对方法论之正当性的辩护，论证范围的扩展等），必然显示出两个派别的差别。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的文学接受研究呈现出两种理论模式。
西德学者在评论《社会，文学，阅读》时，或在关于“接受导向”“行动主体”等范畴的争论中，时常指责东德接受理论所呈现的黑格尔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黑格尔认为可以在概念上把握文学艺术的观点，可能为特定社会和语言环境中具有专制思维的文学理论家提供哲学和美学依据，人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文学与政治的胶着关系。东德学者则反唇相讥，指责西德接受美学所展示的是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对方法论中的所谓“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批驳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社会，文学，阅读》的作者无法接受姚斯和伊瑟尔所关注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他们看来，康士坦茨学派的美学理论正是在虚无缥缈的“不确定性”中看到了其最终目的；那些人竭力鼓吹多元方法，最终追求的恰恰是其反面，人们只能视之为“任意性”。其实，瑙曼等人在反对文学研究的多元方法之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已有不少文学理论家不再简单地否认和批判多元方法。至于“任意性”之说，多少存在理论上的误解；正是英伽登和伊瑟尔所代表的“效应美学”，绝无讨好“任意性”之嫌，而是尽量准确地描述作品之特定的潜在含义与含义兑现之间的转换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确定性”的重视确实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黑格尔主义：它从作品内容的首要性出发，强调文学文本在概念上的可界定性及明确性。
当然，东德学派批判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对伊瑟尔所说的文学文本之“不确定性”的怀疑，他在康士坦茨大学就职演说《文本的召唤结构》的说明性副标题便是“不确定性是文学叙事作品的效应条件”，将英伽登的“空白点”和“未定点”理论作为自己理论思考的支点：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充满“空白点”和“不确定性”，需要读者来填补和具体化；另一方面，作品的意思不是固定不变的，读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它。巴克（K．Barck）指出：(www.xing528.com)
伊瑟尔明确地将他的理论同资产阶级文学作品中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倾向联系在一起，他在乔伊斯（J．Joyce）和贝克特（S．Beckett）那里看到了这种现象的顶点。以他之见，作品的不确定性是存在于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转换因素，得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文本中的陌生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私人经验”。交往功能的私人化，这一思想正是其交往理论的核心所在。人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资产阶级之言论自由的接受美学诠释。这种诠释慷慨地给读者以建构文学文本之意义的权利，仿佛根本不存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社会接受方法。[82]
瑙曼等人认为，对“不确定性”的吹捧无济于事，根本无法消除严峻的社会状况，而一个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美学则注重“确定性”。《社会，文学，阅读》的作者在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系统论述了上述观点，并强调了艺术内涵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中心地位。也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不但能够看到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家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理论家之间的鸿沟，也最能看到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垒，尤其是双方对文学“操纵”的不同理解。
一方面，东德学派指责西方社会中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文学市场的资本主义化分裂出为“内行”的文学和为“大众”的文学，以使文学达到操纵的目的，具有市场效应的消费文学的读者不再关注纯文学[83]。另一方面，大众文学中的作品与认识功能的背离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它所宣扬的是“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以满足读者对消遣和幻想的需求，并达到商业和操纵的目的[84]。
而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谴责也毫不含糊：所谓“确定性”或曰反对多样性，无疑为了将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约束的阅读方法强加于读者。换言之，“社会主义阅读方式”是作为规范来推行的，以使文学接受的确定性得到保证，使读者能够与统治者的意志保持一致。社会主义阅读方式要求读者“正确地”理解作品，其前提当然是不成熟的读者、不许批判的读者或口是心非的读者。这一切都背离了文学之解放思想的功能。此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竭力制约文学接受，同样竭力制约文学生产。这种控制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极端形式便是审查制度，这是苏东集团的作家几十年都曾必须面对的问题。
接受理论还在“期待视野”问题上与姚斯的观点格格不入：东德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姚斯主要在文学内部对“期待视野”所体现的读者功能的界说，那是纯粹文学的、而不是“生活世界”的东西，即不是社会层面的“期待视野”。朔贝尔认为，首先在姚斯如何解释过去时代的作品重新时兴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到，纯粹从文学本身出发阐释接受过程所表现出的文学之历史关联，不得不使他陷入困境：按照姚斯的说法，一部旧作的复兴与生活环境无关，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要么因为接受者审美观的变化，要么是文学演变使人们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一观点显然难以实现姚斯在其纲领性的文章中提出的要求，即以接受美学更新文学史的做法，“即使不能解构也要批判地修正传统的文学准则”，从而创立以历史为依据的新的准则[85]。当然，如同文学史局限于文学本身的历史一样，从纯接受美学的立场出发是很难阐明文学的历史性的。朔贝尔虽不否认接受美学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它所引起的争论在学术上所起的促进作用，但是她对姚斯之“范式转换”的结论是刻薄的、尖锐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其先天缺陷，尤其是期待视野能否具体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编写的文学史有无实用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人们所期待的“读者文学史至今也未问世”[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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