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中的作品接受导向

如前文所述，姚斯借用了曼海姆和伽达默尔阐释过的“期待视野”概念，并提出文学作品和阅读活动有着预设的、先在的期待视野。或许被设想为“期待视野”的对立概念，瑙曼等人引入了文学作品中预设的“接受导向”（Rezeptionsvorgabe）这一新的概念^[28]。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蕴含着针对读者的“接受导向”，也就是对作品接受的“先在定向”和引导作用^[29]。瑙曼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是：“接受导向”是指作品所具有的引导接受的特性；这一范畴说的是一部作品因其本身的特色而能够具有什么样的潜在功能^[30]。“接受导向”能在作品接受过程中发挥“操控作用”。为了满足读者的接受需求，文学作品不仅为此提供了材料，也提供了接受作品的方式。每一部作品都有其内在逻辑、自身结构、个性特征和其他许多特点，这一切都预先规定了作品的接受方式、作品效果和评价的方向^[31]。在这个问题上，瑙曼等人明显借鉴了英伽登的观点，即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固然有着一定的自由取向和兴趣爱好，但是他的任何阐释和艺术体验只能在作品允许的范围内。因此，作品所能达到的效果，只能首先来自作品本身的思想、结构和艺术品质，亦即它向读者发出的信息。“接受导向”这一范畴旨在表明文学作品从自身出发调节同读者的交往关系和倾向，决定读者接受的方式和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32]。换言之，“接受导向”中已经写进了对读者的“提示”（英伽登：cue）或曰“召唤”（伊瑟尔：Appell），要求读者将他的所有理性和感性活动、他的意识和下意识乃至整个心理与作品联系起来：“读者不得不对这一召唤做出反应。”^[33]萨特（J．－P．Sartre）在《什么是文学？》（1947）中也论及“召唤”，然而不完全在“接受导向”的意义上，而是一种形式的“请求”，请求读者把作品写完，以使作品成为客观存在：“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34]即便普鲁斯特（M．Proust）似乎不把文学活动看作一种交往过程，说自己写作时完全不想那些将要读他的作品的人，也就是说，交往的可能性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其“接受导向”还是非常明晰的：

在我看来，他们不会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因为我的书只会是某种使我有可能让他们阅读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35]

或者，像瓦莱里（P．Valery）那样完全承认读者的自由，一种由封闭性文本的多义性所给予的自由：“我的诗句的意思由别人给予。”瑙曼对此的评论是，语义不确定的“接受导向”反倒有其优点，它可以使读者脱离自发的、惯常的感受，引起别样的审美效果^[36]。瑙曼把“接受导向”的类型分为“明显的和不明显的，语义固定的和语义灵活的”^[37]。

比勒（K．Bühler）在《语言理论》（1934）中提出的语言符号的标记功能和交往情形是“接受导向”的语言学依据之一。比勒认为，人的语言交往基于三个要素：发送者，发送物，接受者。发送者和接受者是以声音为交往媒介的，而声音现象会以各种方式变成符号，各种符号会同发送者、发送物、接受者建立不同的符号联系。符号依赖于发送者，因而是他内心世界的标记（Symptom）；符号与发送物有关，因而是指称的象征（Symbol）；符号是对接受者的召唤，因而是给听者的信号（Signal）^[38]。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表达和召唤，符号的表达价值和召唤价值具有内在含义，比如作品会提供作者的审美立场和世界观倾向等^[39]。如果说语言使文学作品的“接受导向”都具有以语言为条件的接受导向，那么文学种类和体裁所给定的结构和形式则具有以种类和体裁为条件的“接受导向”以及不同的接受效应^[40]。

“接受导向”本身取决于产生它的一切条件，即历史和社会的、语言和文学的、经历和个人的条件。文学作品要产生效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必须具有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接受导向”；其二，必须遇到能够兑现作品潜在功能的读者。“作者—作品”关系与“作品—读者”关系处在一个关系网中，实现“接受导向”的方式并非只取决于接受导向的性质，它也同样取决于读者领悟接受导向的前提。如果说生产条件决定了作者为读者提供的接受导向，那么接受条件则对读者如何实现接受导向起着决定性作用。(www.xing528.com)

“读者”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不同读者对文学和阅读有着不同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次阅读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同一个读者，他的每次阅读也是不一样的。一些文学社会学家认为，“文学读者”或许只能泛泛地分为两种，要么是指所有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要么是指某一部作品亦即某一个作家的读者^[41]。读者这一概念是指具体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不同特征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对同一部作品的“接受导向”做出反应，一部小说的接受可以因为读者各方面的差异而大相径庭。阶级属性、教育程度、生活条件、审美需求乃至年龄和性别等个人接受因素，使读者在由社会和个人所决定的基础上形成其阅读动机、需求、期待和兴趣。这一切都影响他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和评价：

在这些由个人和社会所决定的多层次的基础上，读者形成了特定的阅读动机、阅读需求、文学兴趣，特定品质的“文学感”，对文学的特定期待、要求和态度。这一切不仅对选择社会中介所供给的文学作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也决定着兑现接受导向之时和之后的效应和评价的复杂过程。这里还必须始终考虑到，读者的多少有些偶然的个人状况也会影响阅读的过程和结果。主观状况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多种多样，这给接受过程添加了更多变数。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不断变化的、受境况制约的全部经验带进他同作品的关系之中。^[42]

如果说“接受导向”更多地针对单个的读者或曰“个人接受”的话，“社会接受”则是接受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部作品在完成之后和到达读者手中之前，总要经过社会之手，或多或少地经历各种社会接受过程。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有着许多中介机构和中间环节，它们同作品的“接受导向”一起指引接受的方向。社会之手的调节功能非常强大，它可以使“接受导向”得以兑现并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也可以使之完全失败。作品在成为个人接受的对象之前，已经经过社会中介机构的筛选，并多半带着特定的评价和倾向。社会中介主要是指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文学评论和推荐、学校的文学课程，以及其他所有沟通作品与读者的物质媒介或思想媒介。这些社会之手根据思想、审美和经济上的价值判断来筛选、评价和宣传文学作品，为其开辟通往读者的道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社会接受会形成特定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并体现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以及个人对文学问题的特定认识。尽管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接受对个人或集体的影响方式不一，而且接受者也不会完全依赖和严格遵守社会接受所带来的规范或规则，但是它们在文学作品被接受之前、之中和之后必定会对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导向和操控作用^[43]。瑙曼提出“接受导向”这个范畴的“目的显然在于，一方面注意到作品意义在接受过程中会因人、因时发生变化的性质；另一方面又避免那种把作品含义只归结为读者的理解和解释，从而否认作品客观基础的倾向”^[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