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的交往美学：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

本书已经重点论述的“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首先是指1967年由姚斯（H．R．Jauß）创立的、建立在伽达默尔（H．－G．Gadamer）阐释学基础上的文学文本阐释方法，其中心议题是“读者”及其对文学的“期待视野”。与姚斯的倡导密切相关的是伊瑟尔（W．Iser）建立在英伽登（R．Ingarden）之文学艺术现象学基础上的“效应美学”（Wirkungsästhetik），他的《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1976）使接受美学的学术影响达到顶点。其次，接受美学也指姚斯和伊瑟尔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创建的联邦德国（西德）康士坦茨学派的文学接受理论；除了两者的著名观点外，还有福尔曼（M．Fuhrmann）、普莱森丹茨（W．Preisendanz）和施特利德（J．Striedter）等学者的相关著述。接受美学是德国给予世界的最著名的文学研究创新之一，也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文学方法论研究中被讨论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

其实，德语国家的文学接受研究中还曾有过另外一个重要流派，或许缘于东西方冷战思维亦即不同的意识形态，它在世界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少人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在一些接受理论的文集、导论或述评中，它至多只能占一个边角。这里说的是以民主德国（东德）科学院文学史研究所所长瑙曼（Manfred Naumann，1925—2014）为代表的、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为理论基础的文学“交往和功能理论”（kommunikativ－funktionale Literaturtheorie），亦可称为“交往美学”（Kommunikationsästhetik）。瑙曼领导的编写组撰写的专著《社会，文学，阅读——文学接受的理论考察》（1973）让人看到，他们对材料的精到把握以及论证逻辑足以引发读者的理论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部绝不比伊瑟尔《阅读行为》逊色、也不像神化读者的美国“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那么极端、绝对和片面的论著，本该马上引起国际理论界广泛关注的文献，可惜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尽管也有学者在接受理论研究的框架内注意到了东德的发展，但是主要谈论的是“东西之争”^[1]，对东德学派的认识极为单薄，且不乏误读。

西德的接受美学思想曾受到欧美文学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并在西方所有语言文学学科中得到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东德同行也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而且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理论思考。然而，《社会，文学，阅读》的出版没有成为一次公开对话的契机和一次不带“冷战”思维的学术探讨。虽然姚斯很快就与瑙曼建立了书信来往关系，东西德学者也有过不少接触^[2]，但是交流活动毕竟是在很小的学术圈内，不可能引起较大反响。嗣后，美国学者主要从事“读者反应批评”，汤姆金斯主编的、影响深远的《读者反应批评：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1980）^[3]可被看作对“新批评”的反拨，也为伊瑟尔读者反应理论的世界性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苏联学者与东德学者几乎在同一时期从事文学交往和功能理论研究，在苏东阵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德国学界在区别东西德两种接受研究时，通常称康士坦茨学派为“接受美学”，东德方向为“接受理论”^[5]，本文也采用这种区分方法，尽管两者无疑都属于接受理论。

不少人认为，东德的接受理论是受到西德接受美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应模式；这种说法似乎只说对了一半。而所谓姚斯提出的接受美学“引起了民主德国的兴趣和恐慌”，东德学派的理论只是“防御与反攻”^[6]，实为不得要领之言。起初，这两种模式是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两个德国的文学理论界对传统阐释方法和文学史编撰之停滞不前的状况感到不满，这也是当时欧美文学理论界的一般状况：人们开始批判英美“新批评”或西德的“作品内涵研究”只关注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以及各种形式主义思潮。在东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布莱希特（B．Brecht）的现实主义观，即现实主义文学是能够发挥现实作用的文学，阅读和接受是一种创造性过程。这种强调读者反映的立场，自然同梅林（F．Mehring）和卢卡契（G．Lukacs）漠视接受问题的做法相去甚远。6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怀疑官方理论亦即日丹诺夫（A．A．Zhdanov）竭力宣扬、卢卡契进一步发展的反映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且认为这种怀疑是正当的：指出“文学反映现实”，只是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对文学研究并没有多少用处；“文学反映现实”之说既没有回答艺术对象的特殊性问题，也没有回答处理艺术对象的特殊方式以及艺术活动的特殊功能问题^[7]。因此，文学的交往和社会功能问题是当时东德的热门论题。《社会，文学，阅读》正是这场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另一方面，东德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西德的理论探讨所带来的推动作用，英伽登和捷克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J．Mukarˇovský）的思想成果被接受美学吸收以后取得了成效，东德学者不可能视若无睹。事实证明，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这一理论进行探讨是值得的；岂止于此，东德学者甚至认为自己彻底颠覆了西德接受美学的整个理论^[8]。

直到进入20世纪，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现象是，读者只是无关紧要的因素。多少代人（浪漫主义和19世纪）过度强调作家之后，人们转而强调文本，尤其是毫无历史意识的“新批评”大张旗鼓地宣扬文本的自主性，执著地把读者排除在理解过程之外。另一方面，最晚自克罗齐（B．Croce）起，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作品”取向与“文学”取向时常显示出争衡之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强调“作品”规定性的研究总是同阐释学、语言分析、审美价值判断等问题连在一起，而“文学”维度所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历史性、社会性、表现性等^[9]。“接受美学”（西德）和“交往美学”（东德）的兴起，考察并重新界定读者的角色，把读者及其审美过程纳入文学研究。接受美学试图就文学史的对象和功能拿出一种新的编撰标准，也就是提倡从读者角度撰写文学史的主张；交往美学则把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研究转向审美的交往研究和文学的社会功能研究。不管两个流派出于什么思想动机和理论追求，把读者的作用提高到共同创造文学历史的地位，从而与作者和作品相提并论，这在文学理论的历史中实属重大突破。新近的科学史研究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是人们在一个问题上所见略同，即接受研究的出现是东德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朔贝尔（R．Schober）所描述的世界范围内不能令人满意的接受研究，可被视为东德接受研究的出发点：

迄今为止，接受问题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是两种极端的解决方案：不是作品凌驾于读者之上，让他只能作为被动的消费者窥测作品一成不变的意思，就是作品屈从于读者专横的支配，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往作品里塞进任何意思。要么作品万能、读者无奈，要么读者万能、作品无奈。^[10]

《社会，文学，阅读》的基本命题是克服那些考察“文学产品”时把生产者和消费者截然分开的做法，“它们总是孤立地考察那些实际上密切相关的环节。其必然后果是，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人提出各种特殊的美学，注重一点，排除其他”^[11]。这里所说的“特殊美学”，当然包括康士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或“效应美学”。出于特定的研究设想和学术旨趣，《社会，文学，阅读》的作者对“文学产品”这一概念的限定还是比较自信的：它只能根据特定的研究视角在众多作品中选取考察对象才是有意义和有用的。因此，影视产品被排除在考察之外。他们注重的是“阅读”这一作品和读者互动渠道在思想上和感觉上的创造性，这个着眼点已经预示出他们的结论：《社会，文学，阅读》最后一节的标题是“文学作为社会幻想的试验场”。该著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讨论的，而把文学作品的历史发生研究与历史功能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东德接受理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www.xing528.com)

当初，“读者作为理论建设的着眼点所始终拥有的那种暗藏的势力已经变成一种公开势力”^[12]，这是指康士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如日中天，不少人从中看到了文学研究中“范式转换”的曙光。瑙曼则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种范式转换，不如说是钟摆在摆动。人们如今不再研究生成史，而是研究效应史或接受史，不再研究作者，而是研究读者，不再分析作品而是分析读者，不再探讨表现美学而是探讨印象美学，不再探讨生产美学而是探讨接受美学。范式还是同一个，只是考察的方面发生了逆转。人们已经可以预料，有朝一日许多人都会希望再一次从空忙中解脱出来。^[13]

瑙曼怀疑甚至否定接受美学是一种范式转换，而只是钟摆摆到了另一头而已。换句话说，钟摆的摆动由创作美学摆到作品美学，再由作品美学摆到接受美学、效应美学、阅读理论等。然而，一旦文学的接受维度遭遇到当初生产维度曾经蒙受的绝对化之命运，这种摆动就会出问题^[14]。鉴于接受美学在当时的优势，瑙曼认为在考察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时，作者的地位已经成了问题。他对康士坦茨学派的怀疑出于多种原因，而其中一种便是：在发现和重视读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接受美学，没有明确阐释接受美学提出的论题与生产美学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接受美学不想完全失去生产美学这个基础的话，那它必须根植于生产美学。虽然接受美学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且其他学者也已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它始终没被作为明确的理论问题详尽论述^[15]。瑙曼强调的是“生产美学、表现美学、效应美学和接受美学问题的社会关联场”^[16]。换言之：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认识：作者、作品和读者以及文学的写作、接受和交流过程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关系网络。^[17]

与广为流传的想法相反，我们并不在乎创立一种接受美学，而是要探索生产、分配和接受之间的连带关系，当然也会探讨这一关系中的接受所引起的问题。当然，另写一本同类的书也是可以想象的，只是必然要有区别，即这样一本书会由生产方面来决定考察这种关系中各种矛盾的视角。^[18]

《社会，文学，阅读》的出发点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文学活动形式，只有结合作者和作品生产才能得到正确的把握，即注重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整个交往过程。另外，文学的交往过程被看作社会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整个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由此而提出的那些科学术语已经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共同财富和研究工具。”^[19]下面，我们主要根据《社会，文学，阅读》这一纲领性文献中的纲领性篇章、瑙曼撰写的《导论：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几个主要问题》（下文简称《接受理论》），并以康士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为参照来论述东德的接受理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东德学派对接受美学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姚斯而非伊瑟尔，其主要原因是姚斯的挑战亦指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他的文学史论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常见问题。一些东德学者甚至认为，有些问题他们早就研究过了。另一个原因是，姚斯接受美学和东德接受理论的发展在时间上相隔不远，而《社会，文学，阅读》发表之时，伊瑟尔的代表作《阅读行为》还未问世，尽管他的《文本的召唤结构》基本上已经见出其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