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瑟尔的效应美学与阅读行为——探讨历史意识与文学话语

1．效应美学：文本和阅读的互动效应

英伽登理论的最重要的发展者是康士坦茨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伊瑟尔。他的文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和一些中心概念，是从英伽登那儿借鉴而来的，甚至直接接过了英伽登的术语。然而，他用交往理论和语言心理学发展了英伽登的文学现象学模式。康士坦茨学派发展史上的开创性事件：一为姚斯于1967年在康士坦茨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说《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提出了他的接受美学；一为伊瑟尔于1970年在该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说《文本的召唤结构》，倡导效应美学。如果说姚斯主要是从文学史研究走向接受美学的，那么英美文学史家和理论家伊瑟尔则是从诠释新批评和叙事理论开始的。尽管他的教授就职演说的影响力没有姚斯的《挑战》那么强劲和持久，但是康士坦茨学派从此开始双翼齐飞。伊瑟尔于1976年发表《阅读行为——审美效应理论》，使接受美学的学术影响在德国达到顶点，接受美学几乎得到了所有语言文学专业的关注。

其实，“不定因素”（Unbestimmtheit）或“空白点”（Leerstelle）真正成为文学研究的专门术语，当从伊瑟尔的接受理论算起。他不把文学文本中的不定因素只定义为作品本身的特性，而是把它看作“效应前提”（Wirkungsbedingung）。文本究竟如何、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意义？以伊瑟尔之见，作品本身并非意义的承载者，意义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经验的产物”而非“被解释的客体”：

文学文本的意义只在阅读过程中才会生成；它们是文本与读者互动的产物，不是隐藏于文本、唯有阐释才能发觉的品质。^[179]

与姚斯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关注“超主体视野”或“集体期待”不同，伊瑟尔则更多地探讨了个体阅读过程所涉及的文本结构和效应潜能，其理论阐释是为了给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材料。伊瑟尔把文本意义的建构视为显而易见的读者行为，文本为读者提供了活动空间，“空白点”便是活动空间所在。读者需要通过对各种不定因素进行具体化处理来填补空白，“这是文本与读者之间最重要的转换环节”^[180]。不定因素给读者以“参与的可能”，提供“阐释的空间”^[181]。此时，读者似乎既在解释作品也在与作品作战，竭力把多种含义融入易于驾驭的框架之内^[182]。不定因素会出现在那些汇聚“程式化情景”（schematisierte Ansichten）的所有地方，比如行文中突然出现陌生的人物，或在一个新的情节开始的时候，便“需要探询已经知道的故事同新出现的、出乎意料的情景之间的关系”。空白点又是场景和对话中没有点明的东西，即文本犹言未言之处，是一种形式的“感应空间”^[183]。对空白点的这种狭义理解也是人们最常引用的。

在伊瑟尔的效应美学中，“不定因素”和“空白点”概念具有中心地位。不定因素首先是虚构文本的特点。它的存在原因在于文学文本一方面超然于已然现实（否则它会“淡而无味”），另一方面又关照现实（否则它会是“虚悬异想”）^[184]。不定因素能够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和主动性。读者当然也可以对不定因素置之不理，比如他只关注文本中“信而有征”的东西。

读者填补空白点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依托于文本的“指令”，文本的“召唤结构”使“可转换性”^[185]得到保证。艺术作品的可确定性来自对它的审美经验，而一种特定的基本结构会给这种经验提供导向，诚如姚斯所说的那样：“艺术作品能够更新由于习惯而变得迟钝的对事物的感受”，塞尚绘画作品的色彩是“对观看者的提示，让人放弃观察事物的惯常目光”，这是来自作品的导向，可是它需要“参与创作”的接受行为^[186]。这种作品与体验的互补更鲜明地体现于伊瑟尔的文学理论。同时，他亦强调发生在读者意识中的具体化虽然受到文本结构的召唤，但是不可能完全受它控制。伊瑟尔由此而同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 model）划清界限，发展了一种互动模式。为了阐明存在于文本、却不能完全定性的指令特性亦即“召唤结构”，伊瑟尔引入了“隐在读者”之说。作为一种重要暗示模式的隐在读者，带着文本的效应信号。因此，伊瑟尔所发展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接受美学，而是效应美学。

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中指出，19世纪的批评家——如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地毯上的图案》中虚构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以为自己能够破解多义的文本中的秘密，这只能是似是而非。“含义不能化约为单一的话语意义，不能锁定在一个事物上。”^[187]换言之，情景和表述之间存在质的区别^[188]。伊瑟尔对19世纪阐释风格的论述，明确显示出其反黑格尔美学的立场。当时的阐释风格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作品仿佛被降格为各种通行的价值观的反射。这一印象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那种阐释规范完全要从黑格尔的‘理念的感性显现’来理解作品。”^[189]尤其是现代文学作品，它们表达的不是“理念”，因而不能用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所引申出的“关联性”来衡量。这类古典主义概念“必然会把现代艺术界定为颓废现象”^[190]。

不但在其1972年的论著《隐在读者》中，也在《阅读行为》中，伊瑟尔对康德的审美不可知论所表现出的同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可知论一方面拒绝艺术屈从概念，另一方面也不完全视艺术为毫无蕴含的。与同样以康德美学为依托的阿多诺一样，伊瑟尔试图说明文学文本是在概念和非概念这两极之间运转：“这时便显示出虚构文本中的含义概念的特色，它（我们可以变通一下康德的说法）具有模棱两可的特性：含义有时是审美性质的，有时是话语内容性质的。”^[191]在这个语境中，伊瑟尔的研究重点是文学的潜在含义与读者对含义的构造。他所关注的是内在于文本的条件，视之为读者构造含义结构并实现文本潜在含义的前提。据此，“作为审美效应的含义”^[192]在他眼里便成了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而不是正确的或完整的阐释。就文学虚构而言，重要的“不是它意味着什么，而是它产生什么效应”^[193]。

在这一考察框架内，重表达、轻内容的倾向便在预料之中；或如伊瑟尔所做的那样，借助符号学来阐发那些源自胡塞尔和英伽登的现象学思想，以表明虚构的文学作品拒绝被概念收容：“虚构文本的符号呈现出‘能指’的组合，与其说它们标识‘所指’，毋宁说其是建构‘所指’的指令。”^[194]他借用了美国符号学理论的符号概念以及索绪尔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改写了含义与效应之间的虚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一上下文中最能见出伊瑟尔同穆卡洛夫斯基的亲缘关系，后者早就借用了索绪尔的概念。在穆卡洛夫斯基看来，一部艺术作品既是物质性存在，即外在的、不变的所指，也是审美客体，即它的非物质性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变化的能指，由源于作品的启发与集体和个体意识中的审美传统的碰撞而生发的能指。且不论异质术语所带来的生涩，尤其是诸多异质术语在《阅读行为》中引起的歧义和失当，重要的是伊瑟尔（如同穆卡洛夫斯基）的思考，即对黑格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美学的批判，导致对文学表述而不是文学内容的重视。

英伽登关于“文学的艺术作品”概念给伊瑟尔提供了理论框架，但他明显地比前者更加与黑格尔美学保持距离。同英伽登一样，伊瑟尔也从“文本程式的实际情况”^[195]出发，但是他强调了程式“取决于文本所采取的策略，其操控潜能预设了文本接受的路径”^[196]，并刻意把随心所欲的接受排除在外。在现象学的研究框架中采用符号学的概念工具，这给伊瑟尔的符号学方向的考察增添了交往理论的成分，他认为这是英伽登的理论中看不到的。与英伽登不同，伊瑟尔关注的不是文学作品的本体论问题，而是文本与读者、“文本结构和行为结构”^[197]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同时，伊瑟尔突出了读者的创造性作用，以及文本和阅读的互动效应。这里便能见出他的模式与英伽登模式之间的差异，英伽登的“具体化”概念不是对话式的，也不具有交往理论的因子：“英伽登不描述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只状写文本中已有的观点在阅读过程的兑现；也就是说，他撇开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只看到从文本到读者的直线的单向斜坡。”^[198]英伽登理论的创新之处和价值所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也留下了不少没有回答的问题，以及明显的不足之处。

2．意义生成：存储，策略，实现

伊瑟尔和英伽登都看到了文本与文本具体化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伊瑟尔竭力把通过读者才得以实现的具体化看作真正的创造性过程，文本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才得以确立。“文本只有在被阅读时才会被唤醒生命”，通过填补空白使“读者在文本中得到证实”才有意义^[199]。意义的确立发生在三个层面上：存储（Repertoires），策略（Strategien），实现（Realisation）。三个层面都与《阅读行为》第四版“前言”论及的三个关键问题有关：

如果我们看到文学引起某种变化，那么研究兴趣就应指向三个基本问题：其一，文本是如何被接受的？其二，引导接受者对文本进行处理和消化的各种结构是怎样的？其三，文学文本在其特定语境中的作用是什么？^[200]

第二个问题所说的结构，首先是指文学文本的组成部分，伊瑟尔称之为“存储”。存储的内容包括文学内和文学外的惯例、规范和价值，它们连接文学文本同文学之外的各种社会机制：“文本存储说的是筛选过的材料，文本通过这些材料而同外部世界的各种机制发生关系。”^[201]存储汲取社会准则、审美准则以及从前的文学经验，生发出“虚构文本的世界关联”^[202]。显而易见，“储存”基本上是指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内容”。Repertoire亦有“保留剧目”之义，也就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主题和套路等，这是文本与读者见面和交流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储存”同姚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最为接近。(www.xing528.com)

如果把“存储”理解为文本内容层面的东西，建立在存储基础上的文本“策略”则属于组合和衔接的问题。“它们必须标明存储的元素之间的关系。［……］它们还必须引发由它们组合起来的存储关联与读者的关系，以使读者看到各种对应之处。因此，策略不仅关乎文本题材的衔接，也呈现各种交流条件。”^[203]被伊瑟尔称为“策略”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与形式主义者的“手法”和“技巧”相似。他本人也常在策略和技巧之间画等号：“策略一般是通过文本中可见的技巧来实现的。”^[204]比如叙事技巧和叙事角度，它们会拣选和强调特定事物及其关联，使其彰明较著，同时又忽略或遮掩其他一些事物。甄别和凸显离不开叙事者的艺术手法。把伊瑟尔的“策略”同形式主义联系起来，当然有其直接依据，即俄国形式主义所张扬的创造“文学性”（literaturnost）的技巧；尤其是在雅格布森的文学阐释中，考察作品的“device”（策略，设计，手段）占据中心位置。不惟如此，按照雅格布森之见，既然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即作品为何成其为艺术作品的原因，探讨device便是文学批评之理所当然的主要任务。

“保留剧目”不能让人习以为常，这是文本策略的关键。优秀作品应能冲击期待视野，否则会让人失望。作家以特定视野中的特定视角展开某些话题，让早已过去的事件和情景出现在一个新的语境之中。主题与视野之间的辩证关系会产生累积效应：“如果主题结构和视野结构可以通过预设的视角变化，赋予所有文本形态以变动的可视性［……］那么，这一过程便会在不断变化中产生奇异的累积效果。”^[205]在伊瑟尔看来，文本应当提供能使熟悉的经验世界陌生化的视角，读者可以对由此生发的不定因素进行各式各样的加工。在此，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伊瑟尔或姚斯极为推崇的什克洛夫斯基的OCTpaнeниe（ostranenie）亦即“陌生化”，它与作品的“设计”密切相关，或曰艺术作品就是设计陌生化：鉴于接受者感受作品时的那种惯常的、“自动的”的感受，艺术的功能便应以新的角度和新颖的设计来表现寻常见惯的事物，使人产生惊讶之感。后来，布莱希特进一步发展了“陌生化”理论，旨在让人获得新的认识^[206]。在伊瑟尔看来，最有效的文学作品是迫使读者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代码（code）和期待产生崭新批判意识的作品^[207]。

当然，伊瑟尔更重视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因而不愿将策略仅仅理解为文本的结构特征。谁能看到作品的特色和不定因素并对之进行创造性加工，才能显现文学文本的真正品质。他所强调的是文本的内在结构所引起的读者理解活动。主题和视野的相互关系形成各种文本视角的协奏，并同文本策略以及存储一起，成为读者实现文本的基点。所谓“实现”，就是由读者来完成的文本意义的确立。读者需要挖掘隐含于文学文本的意义，但是如前所述，意义不是唯有阐释才能发觉的隐藏于作品的品质，而是文本与读者互动的产物，一切都发生在期待和提示的互动关系之中。在此，空白点理论其实承袭了诺瓦里斯的浪漫主义期待：“真正的读者必须是延伸的作者。”^[208]在阅读过程中，他能够凭借自己的认识和想象能力，在作品给定的框架中“过另一种生活”。

在“实现”过程中，读者不断受到作者和叙事者的点拨，这会使他修正自己的各种期待，并在新的观照中观察人物、事件以及读者“自我”。伊瑟尔关于阅读产生效应的论述，或许是其“阅读现象学”中最富启发性的部分。在他看来，读者在阅读时，自己原有的经验变成一种背景，接近他者时疏远自己。然而，这时出现的疏离，不是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而是主体与自我之间。阅读的全部意义在于引发更深刻的自我意识，带着批判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各种认识，读者其实一直在阅读自己和塑造自己^[209]。这时，我们便能理解“否定”为何是伊瑟尔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否定性”不仅体现于对“保留剧目”的处理（消除确定性）亦即推陈出新，读者也可用否定来摆脱自我，打破原有的期待视野，旨在扬弃和超越，这是伊瑟尔文学交流理论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3．“隐在读者”与概念杂用的模糊性

在文本和阅读、期待和提示的互动过程中，“隐在读者”（impliziter Leser）是指“写入文本的读者角色”^[210]，这种读者角色产生于文本的不同视角，在受文本引导的阅读活动中显现出来。不定因素则成为“总是把读者考虑在内的文本结构的基础”^[211]，伊瑟尔称这种通过作品的不定因素而蕴含于文本的读者为“隐在读者”，将之界定为“预设在文本中的阅读特性”^[212]。隐在读者是由文本的接受导向决定的。尽管实际读者对接受导向的反应程度不一，但是各种反应形式还是可以预料的。隐在读者的创造力，源于文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具体化的可能性。换言之，“隐在读者”这一术语是指文本结构中的潜在意义与阅读过程对潜在意义的实现，它依然是在强调文本和阅读的关系。然而，这一概念时常遭到诟病，原因在于它的文本性，即隐在读者终究属于内在构成，从而会引起它同“召唤结构”的混淆^[213]。

伊瑟尔所说的具体化的可能性，同在英伽登那里一样，不能与任意性相混淆。“更多的是文本策略预先设定的路线，它会操控想象活动，并催生接受意识中的审美对象。”^[214]在这个上下文中，隐在读者也被定义为“写入文本的结构”^[215]。其实，这种模式多少已经见之于艾柯关于“开放的作品”和“典型读者”的理论。与实际的或虚构的读者不同，隐在读者是一个理想建构，“他体现先行导向（Vororientierungen）的整体，这种先行导向是虚构文本给可能的读者提供的接受条件。因此，隐在读者不以经验中的读者为依托，他根植于文本结构”^[216]。隐在读者之所以是理想型的，是因为他在文本中呈现的是关乎作品整体的所有层面的东西，而不只是符合实际读者之特定的心理或社会先在条件的导向。

伊瑟尔的“隐在读者”明显受到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斯（W．C．Booth）《小说修辞学》（1961）中的“隐在作者”（implied author）概念的启发。作为隐在作者和叙述者的对应概念，“隐在读者”可以用来描写文本意义具体化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及其运行特点，这一概念也使伊瑟尔理论超越了英伽登的“不定点”和“空白点”之说。《阅读行为》中的诸多个案分析，可以见出读者在伊瑟尔理论中的创造性意义，即读者介入意义的生产。萨克雷《名利场》所揭示的中上层社会争权夺位、争名求利的现象，会成为读者进行社会批判的因由，然而，批判的标准并不见之于描述本身，它是这一小说中最关键的空白点，但读者却不难发现这一“空白”，并用自己的批判意识去填补空白，代之以确定的意义^[217]。就隐在读者的创见而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自然超过萨克雷的小说，叙述者没有指明许多现象的因果关系，这就需要读者自己来建构；各章之间的连接并不清晰，而这些不定点能够激发读者以其想象力去充实空白点^[218]。而像卡夫卡（F．Kafka）的《审判》或穆齐尔（R．Musil）的《没有个性的人》那样的未完成作品，填补空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伊瑟尔看来，空白点当然不是文本程式中的遗漏点，读者不假思索便可以机械地补缺；空白点是创造性活动的出发点，是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文本所提供的想象天地。

伊瑟尔的功绩在于，他把读者视为具有创见的、制造文本的因素，并对此做了详尽的描写。他的另一个功绩是没有忽略空白点以及对之做出反应的读者的历史维度。在这一点上也能见出他同英伽登的区别，后者既没有系统考察文学中不断增长的不定因素，也没有顾及作家因此而对自己的读者观所做出的修正。伊瑟尔在其名文《文本的召唤结构》中，已经指出不定因素在现代小说中的增长：“我们必须努力阐释18世纪以来文学文本中显而易见的不定因素的增长”，“尤其是其在现代文学中的剧增”^[219]。

如果说文学文本的功能在于“回答体制所产生的问题”^[220]，那就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即乔伊斯、卡夫卡、贝克特那样的作家的作品，其极端的不确定性所做出的对体制的回应，究竟指向何处？伊瑟尔基本上没有刻意回答这个问题。他对贝克特作品之否定性的解释是，它们总是把我们以为确定无疑的事物表现为虚幻的东西，并以此表明人生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221]。什么是我们在社会、心理和语言中的基本需求呢？贝克特小说之高度的不确定性，是指哪些当代意义系统中的缺失呢？总而言之，伊瑟尔没有在社会、语言和历史语境中阐释现代文学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

如同在英伽登那里一样，伊瑟尔的文学分析在整体上缺乏社会科学的视野。假如他单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竭力远离现实中的读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他对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的描写，确实展示出其对社会学和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兴趣，却全然不顾社会学和社会符号学的语境，这就使他的论述给人单薄之感。他在有些地方也指出了文学及文学语言与社会语境和思想意识的关联，但是并未提供一个与社会学或文化符号学相关的可行阐释方案。其实，出现这种状况并不奇怪。以现象学为根基，伊瑟尔的理论自然会同“新批评”有着某种亲缘关系，甚至大同小异。在伊瑟尔那里，“不同的读者有自由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作品，而且也没有能够穷尽文本的意义潜能的唯一正确解释。但是一道严格的命令却限制了这种慷慨：读者必须建构作品，使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222]。换言之：伊瑟尔的“空白点”概念强调叙事的关联性。读者参与文本的表述，主要是在叙事方面，而不是描绘，主要是推演性的结论。尽管伊瑟尔的观察方法与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情形各别，他也使现象学挣脱了韦勒克文学理论的束缚，但是“文本—阅读”互动中的意义生成，终究还是以作品内在功能为依据。这就是当初英美学界不少人为何会把伊瑟尔理论融入“新批评”阐释体系的原因，视之为“复活新批评的基本假设”的人的同道^[223]。的确，就可行的分析范围而言，它基本上只在文本分析之内，效应成了一个很难切实把握的范围。

伊瑟尔是以其名文《文本的召唤结构：不定因素作为文学叙事作品的效应前提》起步的，他的基本思想基本上都已蕴含在该文之中。对其理论的最严厉的质疑，也是围绕文学文本的不定因素和确定因素而展开的，比如菲什—伊瑟尔之争^[224]。菲什（S．E．Fish）认为，人们同世界的任何接触都无法摆脱感知常规，读者无法摆脱惯常的理解途径；因此，不管在“现实”还是在“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不定因素，而且不定点和确定性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范畴^[225]。菲什强调的常规，大约就是伊格尔顿所说的“为了阅读，我们必须熟悉一部特定作品所运用的种种文学技巧和成规，我们必须对它的种种‘代码’有所了解”^[226]。菲什和伊瑟尔可以各持己见，我们也可以偏向一方。然而，对一个问题似乎能有明确的答案：伊瑟尔所说的空白点和填补空白，多半是在无关大局的地方，读者在那里能有充分的想象自由。一旦涉及文学叙事作品的关键意义和整体意义而不是鸡毛蒜皮、鸡零狗碎，读者往往不能无视作品的先在规定，即英伽登所说的“作品的意图”和“程式构造”，或伊瑟尔自己所说的文本“指令”。否则，视之为文本误读是很自然的^[227]。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伊瑟尔的著述常给人艰涩之感。《阅读行为》中的不少表述，既不简洁也不明确。尽管大量概念旨在增强学术性，但是仔细分析却显示出概念杂用的模糊性。为了弄懂伊瑟尔的“存储”“隐在读者”“空白点”等中心概念，读者时常不得不走上艰难的重构之路。另外，伊瑟尔喜于借助各种异质理论和思维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这也迫使读者不停地调换概念聚焦。例如，他借助言语行为理论来思考虚构文本的交流性质，借助卢曼的体系理论来阐释虚构文本的功能和现实关联，借助格式塔心理学和现象学来描述读者意识中的意义生成问题。他力图在《阅读行为》中用符号学术语来补充现象学概念系统，然而他能做到的只是到处迁就的折中主义，没能像在《隐在读者》中那样表现出理论和术语上的一致性。其实，不问胡塞尔现象学同特定符号学的总体关系，似乎不可能将现象学和符号学的考察方法连接在一起。伊瑟尔借用了不同符号学理论中一些概念，可是它们并不总是能够相互协调的，也不是随处可以同他采用的现象学概念相衔接的。总体而言，伊瑟尔的理论并不是那么晦涩难懂，问题主要出自他的概念工具。不少批评者怀疑其理论跳跃的实际用处，指责他的思想杂糅和不协调的概念堆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