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文学话语与历史意识分析

接受美学的出发点源于一种认识，即以往占主导地位的表现美学和生产美学无法回答如下问题：“如何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延续这一文学史的关联性问题。”^[1]布拉格结构主义者主要在文学体系内考察文学文本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则在反映论的层面上强调艺术的特色；两者对于文学史的特殊性及其相对独立性的问题都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接受美学试图同时揭示文学史的审美之维和历史之维及其相互作用，以重塑往昔的文学想象与当今读者的审美经验之间的关联。接受美学的出发点或原则性立场是，读者（接受者）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他在文本含义生成时扮演主动角色，并对作品的历史生命具有决定性影响。一部作品的接受史和效应史，不能建立在后来建构的所谓“文学事实”的基础上，它应依托于这部作品的读者经验。

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德的文学研究开始越来越执著地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之交往结构中的读者，这有多种原因。其中最显著者，就是对“作品内涵研究”（Werkimmanente Forschung）缺乏历史维度的阐释实践的不满。这种研究模式号称自己具有绝对客观性，可是各种不相上下的阐释模式所呈现出的矛盾无法协调。那些“阐释艺术”的大师受到时代局限的主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是指施泰格（E．Staiger）和凯塞尔（W．Kayser）的理论^[2]。另外，不少人依然拘泥于古典主义的“逼真”理想，诟病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姿态”，从而丧失了文学之绘声绘色的品质。接受美学，尤其是康士坦茨学派所发展的接受美学，一方面是对布拉格结构主义的某些特定倾向的批判继承，另一方面是对凯塞尔所宣扬的作品内涵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生产美学”的回应。

文学文本的解读会经历各种历史变迁，不同读者在不同情况下对同样的文本会有不同的阅读和理解，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越来越被看作一种挑战。1967年，魏因里希（H．Weinrich）以一篇极为精到的文章提出了其读者文学史纲要，文章的标题旗帜鲜明：《倡导读者文学史》^[3]。同年，姚斯（H．R．Jauß）以其在康士坦茨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说《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4]闻名遐尔。伊瑟尔（W．Iser）也于1967年到该大学任教。他在一系列分析英语小说操纵读者的叙述策略的文章中，开启了自己的效应美学，并同样在其教授就职演说《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中全面地勾勒了他的思考。伊瑟尔的效应美学中心思想，几乎都包含在这个讲演之中。嗣后，他又在许多论文中阐释了自己的理论，并在其代表作《阅读行为》（1976）中系统地探讨了效应美学问题。除了两者的著名观点外，还有福尔曼（M．Fuhrmann）、普莱森丹茨（W．Preisendanz）、施特利德（J．Striedter）、施蒂尔勒（K．Stierle）和瓦宁（R．Warning）等学者的相关著述，而姚斯的接受史模式和伊瑟尔的效应美学纲领最为引人注目。当然，这些人不都全在康士坦茨大学任教，而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志同道合者。接受美学是德国给予世界的最著名的文学研究创新之一，也是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方法论研究中被讨论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有学者视之为“学术共同体生产的销路最好的产品”^[5]。

与传统的生产美学不同，接受美学不是通过揭示作品的生成条件或作者意图来呈现文本含义。作者意图之所以失去其重要性，是因为作者在其作品被阅读时已不在场，因而不再能够决定文本的实际意义。作品同作者的分离，使文本成为“开放的作品”^[6]，因不同的状况而获得新的含义，不再能简单地用作者意图来归纳。从根本上说，阅读行为才能兑现文本含义。作品在不同的阅读过程中获得意义，因而允许多种阐释，具有多种含义，而不是只有一种“真确”的含义。接受美学力图以此告别所谓文学作品之唯一正确的阐释的说法。告别作者并强调文本的阐释必要性，作者不再是研究的中心，意义或关联不再被看作文本的特色，它们只存在于接受者的创造性接受之中。接受美学以此赋予长期未受重视的读者以中心地位，“阅读行为”才是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范式转换”具有颠覆性意义。(www.xing528.com)

姚斯和伊瑟尔批判凯塞尔的“正确阐释”说，抨击马克思主义者的黑格尔主义为了寻觅文本之原本的、真正的意义而做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转向，后者竭力搜寻艺术作品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历史意义（“为什么”和“是什么”）。姚斯和伊瑟尔则探究多义的作品在历史接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效应潜能。与传统的生产美学相比，接受美学强调文学作品的对话性，其考察方法建立在解释学逻辑和解释学方法之间的问答基础上，以呈现从作品到接受者、效应和接受的转换过程。在姚斯和伊瑟尔看来，接受过程直接与接受者的教养、期待、理解、性情和趣味有关。阐释或领会属于创造意义的“审美体验”，不可能只是主观印象的必然结果。除了社会文化规定性之外，阐释或领会也是受文本的特定品质和结构操控的感受过程^[7]。接受美学的各种尝试以及它所引起的反响可以看出，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研究模式，我们常能见到康德美学或黑格尔美学的影响，也就是崇尚文学的表达形式与信守真理概念之间的对立；前者确信文本的多义性，后者坚守文本之原本的、明确的意义。有人坚守一端，有人从一端走向另一端，也有人介于两者之间；而一些理论中出现的矛盾，也常是康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的矛盾。

接受美学并非一种自足的研究范式，它依赖于同其他学科和学派的合作。这当然不能视为接受美学的缺陷，跨学科研究确实能够带来独特的成果。为了对往昔的文本模式进行“客观”补充，语言语用学、符号学、文本理论和解释学都看到了理解型接受和描述性分析的关系，接受的交往功能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体现在雅格布森的“接受者”（addressee）概念之中，亦见之于艾柯所说的符码的內涵和外延，以及伽达默尔（H．－G．Gadamer）解释学对文本的“前理解”（Vorverständnis）与创造性行为的辩证关系的论述^[8]，或施密特（S．J．Schmidt）的文本理论将语言产品及其接受看作特定情境中的交流游戏^[9]。接受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来势汹涌，并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如日中天。康士坦茨学派接受美学的丰富多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穆卡洛夫斯基的“审美客体”），英伽登的现象学文学理论，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如何上升为解释学原则的论述或理解的主观规定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