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也就是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文学社会学”方向的思考才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于文学理论探索。19世纪在社会学或实证主义标签下出现的东西，首先具有鲜明的唯科学主义色彩，以及追求自然科学之精确性的基本态度。丹纳（H．Taine）和左拉（É．Zola）把实证主义亦即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嗣后，意大利的桑克蒂斯（F．de Sanctis）、德国的舍雷尔（W．Scherer）和法国的朗松（G．Lanson）都继承和发展了丹纳等人的实证思想。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名声不佳。尤其是克罗齐“艺术即直觉即表现”的学说，以及唯心主义文学观中强烈的反实证主义思想，往往喜于把丹纳、左拉、朗松等人当作攻击的靶子。另一方面，实证方法并没有因为诸多谴责而寿终正寝。这一切便构成许京进行文学趣味社会学思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论语境。
许京在《文学史与趣味史》（1913）一文中勾勒了不少超出思想史和文学史的重要问题，开启了注重社会学方向的文学趣味研究，成为克服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独尊实证主义的重要人物。他指出，以往对文学作品的源流和思想已经做了足够的探讨，现在应该转移研究的重点，将目光转向探讨文学的审美趣味。他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设问：某些作品在特定时代受到广泛追捧的基础究竟是什么？鉴于一些作品曾经有过的影响与当今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之间经常存在天壤之别，许京认为审美趣味在文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之外的社会基本条件的影响：“趣味受到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制约。”[3]如果说文学史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史的一部分，如果要借助文学来把握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精神内涵，那么仅仅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民众中不同的人在某个时期阅读什么东西？为何阅读这些东西？这才应当是文学史的主要问题。”[4]
许京试图以这篇副标题为“试论一个新的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对文学进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另一方面展示历史趣味的各种因素对作品审美形态的影响。同时，他想通过考察“趣味的转变”来揭示艺术生产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中发现趣味的变更。他把探索文学趣味的形成视为文学史家的任务，希望以此认识文学的本质。在许京看来，人们一开始就需要对欧洲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市民社会之后）某个时期的不同知识阶层做出区分，它们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各有不同的趣味。他认为新的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仅应当区分平民百姓与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检视文化主导阶层。这里的基本问题是：“某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知识阶层的趣味是什么？”[5]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社会学的特殊视角出发，探讨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和消费结构，尤其是考察主导阶层的文学生活状况。另外还要研究老年和青年男女受众、首都文学、地方文学、宗教信仰以及文学的一般传播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以获取相关阶层影响和制约文学接受和传播的心理结构。许京认为，对文化生活主导阶层的研究，更能获得相关认识。他在注重文学消费的考察中，将注意力集中于引领社会潮流的阶层。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许京的这一考察重点：在现代文学中，“赶时髦”是一种重要现象，而主导阶层的审美标准很快会被人模仿[6]。在许京看来，是“社会精英”的意志和资助使艺术和科学生活得到发展。他不太重视社会底层的文学接受，也毫不关注底层的大众文化，这使他的论述带上了浓重的“贵族气”。
许京认为，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各阶层和群体的生活及思想环境有关。于是，他的新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便脱颖而出：“艺术世界始终与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观念世界紧密相连；揭示这种联系是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7]另外，许京认为文学生产以及审美趣味不仅依赖于不同的受众，也受到文学传播机构的影响。据此，作为对受众社会学（观众、读者的审美趣味）的补充，人们也应该对出版商、图书市场、剧院、图书馆、文学社团以及文学批评等传播结构进行社会学研究（文学的传播和影响研究），这些研究一开始就同“作家社会学”（“为谁而写”等问题）和“作品社会学”（作品的趣味所在）发生内在联系。总之，作者、作品与受众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整个作用关系。许京是这种研究模式的首创者之一。许京之后一再被人提及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成了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所说的“文学的特殊社会学”[8]的研究范围：文学家，中介者，接受者——生产，传播，消费。作家行为和读者行为组成一个整体，是互相交流、打上特殊文化烙印之行为程式的两个部分，并形成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关系。文学社会学所研究的作家、中介和读者，都很切实地与文学发生关系，但是研究的着眼点是在外部，不涉及作品的内部审美结构。
如果我们在文学社会学和接受理论的语境中进行考察，那么，许京针对人们在1910年前后新的阅读兴趣所做的思考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这绝不是低估他的创新意识，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他所倡导的研究方法的意义，即从接受视角出发，挖掘文学的历史和社会性质。他用冷静的思考规避了时兴的布道思维，也就是艺术家—接受者之间的那种说教关系。许京也从“体验”出发建构文学，但是他既顾及艺术家，又考虑接受者。他同样进行文本分析，可是他用“趣味承担者”（Geschmacksträger）的模式，开辟出一条通向作品内容和风格特色的路径。他批评说，那种对雪莱（P．B．Shelley）所提倡的理想读者（内行阅读）的推崇，严重贬低了现代作家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盲目地培养所谓专门读者。他对当时的文学批评家远离当代文学的态度表示反感[9]。
十年之后，许京发表专著《文学趣味社会学》（1923）[10]，进一步从文化史和社会学角度对他1913年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做了系统论述，主张分析“历史上的文学之社会温床及其意义”[11]。许京指出，不少人感到文学趣味的变迁始终是一个谜；解谜的方法则是在真正的历史社会变迁中检视趣味的变迁。他批评一些关于时代精神变更的简单化说法，即视艺术为时代的最精确表述。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先验的，无法解答隐藏在时代精神背后的具体问题。文学理论一开始就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哪一个社会群体”代表时代精神？谁只要把目光对准“全体人民”，马上便会发现，他们各自的世界观、价值取向和生活原则大相径庭。全体人民只存在于具体的群体，它们产生于社会的划分，而社会层次又会带来不同的社会理想。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他们中“究竟是谁能够体现时代”？那些谈论时代精神的人，眼前自有一个特定的群体，也就是他们认为主导时代精神的知识阶层。由此，许京得出了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其实根本不存在时代精神，而是存在一系列时代精神。”[12]他认为这是传统文学史研究几乎没有涉猎的问题。“我们总是能够明确区分不同群体不同的生活和社会理想。主流艺术同哪个群体关系最近，取决于不同的状况。唯有居住在云霄的人，才会想出各种十足的理想因素。”[13]
在许京看来，文学趣味、文学需求和文学兴趣的社会学，不再从如下观点出发，即以为“作品无意识地来自民族心灵的深处”。文学趣味社会学更多地受到一种新思想的驱使，即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文学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起着很大作用，以至于不能再把“哪一个社会群体与全体人民画上等号，把他们的感受看作‘民族心灵’的感受”[14]。许京认为那些宣扬“必然精神现象”的艺术史家和文学史家不明真相，他们不愿看清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其实，所谓时代精神只是“特定群体的思维形式”，却一直被看作全体人民的趣味[15]。(www.xing528.com)
同样，许京认为必须对文学形式做社会学考察，形式对于群体意识的意义非同小可。文学形式“真正成了区分社会属性的手段”，它的排他性很可能体现特定的社会理想、社会意识和社会形象，指向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兴趣，因为文学形式本来就与不同人的鉴赏趣味难舍难分[16]。文学趣味社会学应当查考不同社会团体和阶层对特定文学产品的不同接受状况，尤其应当关注趣味承担者的类型。作为文学消费者的不同趣味承担者，他们可能会相互竞争，鼓吹特定的趣味和理念，这里既呈现出社会的裂缝，也维持和加深社会性的、思想上的分歧。鉴于“不同的社会氛围［……］孕育不同的社会观念”[17]，趣味更迭背后能够见出社会观念的变迁：
一般情况下，不是出现一种异样的新趣味，而是他者成了一种新趣味的承担者。在趣味剧变时期，这些他者可被直接理解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文学史的每一页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唯独社会结构的稳定才能保证趣味的某种稳定性。[18]
许京的这一观点，是对传统文学史编撰之基本思想的挑战：趣味承担者能够在社会学意义上决定文学新方向的得势，抑或文学旧方向的衰退。换句话说，群体的代表者身上带有新兴的趣味或者逝去的趣味的特色。他们将自己的趣味赋予文学，相应群体的生活观和生活经验作用于他们对文学的要求；趣味承担者反映出产生文学新方向的环境。什么条件造成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那些“时代趣味”？谁代表一个时代的典型趣味？许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具有核心意义。由个体或群体所决定和体现的“主导”趣味，其典型特征是可以描述的，探讨的重点应当集中于“趣味承担者类型”，对这个概念的界定能够解释文学的变迁。许京并不排除文体更迭以及作家和读者审美趣味变迁的历史原因，他认为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要研究文学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社会因素，以及社会学与文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他承认近世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民主化令社会结构变得复杂而多样化，从而使文学趣味变得日益复杂。正是问题的复杂性能够反驳那种“神秘”观点：艺术具有不受社会影响的“终极价值”[19]。
许京指出，直到他那个时代，文学史（甚至整个艺术史）基本上只关心艺术品和艺术家，受众审美趣味的发展几乎没有得到重视。他则认为，作家依赖于受众的趣味，而趣味属于社会现象，其缘由是能够厘清的[20]。对于新的趣味和新的文学方向，不能只在作品和作家的生平中进行考察，而要记载社会的趣味所在：
我们必须了解，哪些报纸和刊物转向新的方向，政治和宗教信仰是否发挥了作用，首都和地方、东西南北都有些什么差别，笑话报章都说些什么。应该调查书籍的销售情况，查考那些受到攻击或者时兴的书籍的发行量，分析书籍宣传和推荐的内容。另外还必须弄清图书馆的取向，知识阶层的读书会所起的作用，文学赢得了哪些新的读者圈子，哪些圈子受到排挤。最后还得收集有关读者社团的影响和与文学相关的社会消遣的报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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