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语方言泥来母的类型及历史层次

◎杨苏平

古泥来母字声母读音相混的现象在汉语方言中分布较广，西北地区亦然。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中原官话区和甘肃境内的兰银官话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种现象尤以甘肃以及邻近的陕西关中西部地区最为明显，而甘肃境内又以兰州方言点的表现最为集中。这种地理分布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泥来母混读现象的不同历史层次。学界关于泥来母混读现象的描写材料十分丰富，对混读现象语音特征的归类也较为科学合理，但对泥来母混读类型的逻辑顺序和历史层次则缺乏深入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初步探索，希望有助于学界对西北汉语方言泥来母混读现象做进一步认识。

一、混读的地理分布及类型

要理清西北方言这种历史层次的先后顺序，必须将西北方言与全国汉语方言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这样得出来的结果，才能更加符合西北方言的实际情况，也不至于违背汉语方言的普遍事实。下面是对全国汉语方言泥来母相混现象的梳理。

（一）在细音前相混的方言点

1.将来母字读如泥母字，音值为［n］。以来母细音“离”“吕”字为例，与泥母细音“泥”“女”字相混的方言点有武汉。

2.将泥母字读如来母字，音值为［ɭ］。以泥母细音“泥”“女”字为例，与来母细音“离”“吕”字相混的方言点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泥”与“离”虽不混读，但其他细音字如“捏”与来母“劣”字声母混读，可视作同等情况）。

（二）泥来母字在开口呼前相混的情况

1.第一种是将来母字读如泥母字，音值为［n］。以来母开口呼“蓝”字为例，与泥母开口呼“南”字混读的方言点有武汉、成都、湘潭。

2.另一种是将古泥母字读如来母字，音值为［ɭ］。以开口呼“南”字为例，与来母“蓝”字混读的方言点有贵阳、信阳、南京、厦门、潮州、台北、宝鸡、兰州、清水（甘肃东南部）、西吉（宁夏南部）、合肥、扬州、歙县、屯溪、长沙、双峰、南昌等地。

（三）泥来母在合口呼前相混的方言

1.第一种是将来母字读如泥母字，音值为［n］。以来母合口呼“笼”字为例，与泥母合口呼“农”字混读的方言点有武汉、成都、湘潭。

2.另一种是将古泥母字读如来母字，音值为［ɭ］。以合口呼“农”字为例，与来母“笼”字混读的方言点有西安、宝鸡、西宁、兰州、清水、隆德（宁夏南部）、西吉、乌鲁木齐、贵阳、信阳、南京、扬州、台北、厦门、潮州、合肥、扬州、歙县、屯溪、长沙、双峰、南昌、汕头等地。

从上述读音状况可以发现，泥来母相混的分布范围（不管其具体音值）：

A.细音字相混的方言（即“泥＝离”）分布范围小，分布于武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

B.开口呼字相混的方言（即“南＝蓝”）分布范围较大，于武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潮州、歙县、屯溪、长沙、双峰、湘潭、南昌、成都、宝鸡、兰州、清水、西吉。

C.合口呼字相混的方言（即“农＝笼”）分布范围最大，分布于武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潮州、歙县、屯溪、长沙、双峰、湘潭、南昌、成都、宝鸡、兰州、清水、西吉、汕头、西安、西宁、乌鲁木齐、隆德。

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读音情形，三个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规则：

若“泥＝离”，则必然“南＝蓝”“农＝笼”；若“南＝蓝”，则必然“农＝笼”；若“泥≠离”，则未必“南≠蓝”“农≠笼”；若“南≠蓝”，则未必“农≠笼”；

若“农＝笼”，则未必“南＝蓝”“泥＝离”；若“南＝蓝”，则未必“泥＝离”；若“农≠笼”，则必然“南≠蓝”“泥≠离”；若“南≠蓝”，则必然“泥≠离”。

因此，“泥＝离”是“南＝蓝”“农＝笼”的充分条件，“南＝蓝”是“农＝笼”的充分条件，“农＝笼”是“南＝蓝”“泥＝离”的必要条件，“南＝蓝”是“泥＝离”的必要条件。

在逻辑上，充分条件蕴涵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反蕴涵充分条件。逻辑上的蕴涵关系决定了类型上的生成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把上述泥来混读的方言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

“泥＝离”型（泥＝离、女＝吕、南＝蓝、农＝笼）：武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

“南＝蓝”型（泥≠离、女≠吕、南＝蓝、农＝笼）：潮州、歙县、屯溪、长沙、双峰、湘潭、南昌、成都、宝鸡、兰州、清水、西吉；

“农＝笼”型（泥≠离、女≠吕、南≠蓝、农＝笼）：汕头、西安、西宁、乌鲁木齐、隆德。

这里还应区别一些概念：“农＝笼”型的方言与“农＝笼”读音的方言不是一回事，“南＝蓝”型的方言与“南＝蓝”读音的方言也不是一回事。因为蕴涵和生成具有单向性，三者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生成关系用规则表示就是：“泥＝离”型→“南＝蓝”型→“农＝笼”型。

“泥＝离”型、“南＝蓝”型、“农＝笼”型分布范围表

按照语言学中优选论的原则，在诸项方言特征选项中，如果某项特征在分布上处于劣势（即使用地域最小，使用人口最少），则这项特征会最早被权威方言冲刷掉。反之，如果某项特征在分布上处于优势（即使用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则这项特征会最后被权威方言冲刷掉。如果把全国汉语方言泥来母混读现象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泥＝离”“南＝蓝”“农＝笼”三个选项，从上表可以看出，“泥＝离”的分布范围最小，“南＝蓝”的分布范围次之，“农＝笼”的分布范围最大。用关系式表示分布范围：

“泥＝离”分布＜“南＝蓝”分布＜“农＝笼”分布

根据上述关系式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未来的历史音变中，凡是上述泥来母混读型方言，“泥＝离”的特征会在权威方言的冲刷下最早消失，其次消失的为“南＝蓝”的选项，最后消失的是“农＝笼”的选项。换句话说，“泥＝离”型的方言会因“泥＝离”选项先期消失而转化成“南＝蓝”型，“南＝蓝”型的方言会因“南＝蓝”的选项先期消失而转化为“农＝笼”型，“农＝笼”型的方言会因“农＝笼”的选项消失而转化为泥来不混的权威方言类型。用规则表示就是：

“泥＝离”型→“南＝蓝”型→“农＝笼”型

用优选论原理得出的结论跟语言类型学逻辑原理推导出的结论完全相合。

按照上述蕴涵、生成的逻辑关系与优选论的原理所揭示的规则判断，“泥＝离”型方言是“南＝蓝”型方言的深层形式，“南＝蓝”型方言是“农＝笼”型方言的深层形式，由此类推，“泥＝离”型方言是“农＝笼”型方言的更深层形式。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汉语的某个早期历史阶段中，存在过泥母和来母普遍混读的方言区。“泥＝离”型的方言点（武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实际上代表了这种早期的读音层次。后来由于受到了泥来不混的权威方言的影响（只能是这个原因，否则无法解释泥来母分读的动力），泥来混读发生了分读，但是分读的速度依据洪细和开合口条件的不同而迟缓不一。细音字最早发生了分读，“泥≠离（含女≠吕）”“南＝蓝”型的方言点（潮州、歙县、屯溪、长沙、双峰、湘潭、南昌、成都、宝鸡、兰州、清水、西吉）代表了这个历史层次。接下来是一些已经演变成“南＝蓝”型的方言，其开口呼字的混读进一步发生分读，合口呼字混读现象依然存在。“泥≠离、南≠蓝”“农＝笼”型的方言点（汕头、西安、西宁、乌鲁木齐、隆德）则代表了这个较晚的历史层次。

二、西北方言的历史层次

在西北地区，泥母与来母在合口呼前相混的分布范围广大。陕甘宁青新的中原官话区和甘肃的兰银官话区都是这样一种混读状态。但在开口呼前混读的方言，就目前看到的材料，则主要分布在甘肃大部和陕西关中的西部地区（即西府话）、宁夏南部山区个别点（西吉）。这种迹象表明，甘肃一带的方言（包括中原官话区和兰银官话区）和陕西关中西府话代表了泥来母相混的较早的阶段，但还不是最早的阶段。除上述部分地区外，陕甘宁青新的其他中原官话区则代表了泥来混读的晚期层次。这种情况与西北方音的早期文献记述相吻合。下面分析与此相关的文献材料。

邵荣芬先生《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以敦煌文献中的变文和曲子词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有泥母和来母互代的现象：以南为阑，以难为栏，以难为阑，以灵为宁，以赖和奈，以连为年。这种别字异文现象说明，在唐五代的河西地区，存在一种泥母和来母不论洪细相混的方言。

在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汉字注音本《开蒙要训》 （929年）里，也可以见到泥来互注的现象，如“溺”注音为“历”、“”注音为“农”。罗常培先生将泥来字声母都拟作［l］。

虽然在《开蒙要训》的注音里面，只有两例泥来混注的例子，但从现代汉语方言类型所表现的蕴涵与反蕴涵的关系来说，“溺”与“历”都是中古细音字（梗摄开口四等），它们的混读，则意味着《开蒙要训》依据的汉语方音一定是洪音泥来母字也相混。现在有了“”与“农”合口呼字互注的现成材料，不难得出该方言也一定是泥来母开口呼诸如“南—蓝”类字也相混。因为在汉语泥来混读的方言里，还未曾发现泥来母在细音和合口呼前相混，却在开口呼前不混的类型。

上文比较了兰州方言是晚于“泥＝离”型层次（武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而早于“农＝笼”型层次（汕头、西安、西宁、乌鲁木齐、隆德）的方言点，所依据的材料是《兰州话音档》（1997年）。但是根据高葆泰先生1985年《兰州方言音系》提供的材料，现代兰州话是不分洪细，将泥来母字混读为［ȵ］ （细音前）或［n］ （洪音前）。至于混读成什么音值，这是发音人的发音习惯问题。何况高先生也说过，有的人会发［n］，而不会发［ɭ］，有的会发［ɭ］，而不会发［n］，也有的人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忽而发［n］，忽而发［ɭ］，很不稳定。可以看出高先生当年调查时的发音合作人会发［n］而不会发［ɭ］。这些都不影响给兰州方言划分类型。这种现象即表明兰州话是属于“泥＝离”型的方言。材料不同，所得出的结果当然不同。如果把兰州话归入“泥＝离”型方言，按方言类型学的观点，它的层次则更早。相当于武汉、贵阳、信阳、合肥、南京、扬州、台北、厦门等地的历史层次，与汉语方言早期泥来母普遍相混的历史阶段相对应。而这种情况与敦煌变文、曲子词的别字异文现象及《开蒙要训》所显示的汉语方言泥来混读的类型完全相合。所以说，就泥来母相混的情形来看，兰州方言反映敦煌文献的这种特点，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表明泥来母混读千年来一以贯之，说明在西北地区，兰州方言点的读音现象所代表的历史层次最早。

如果将兰州话及附近方言归于“泥＝离”型的方言，那么在甘肃的中原官话区、陕西关中西部地区、宁夏南部山区个别点，普遍存在一种“南＝蓝”型的方言（如清水、宝鸡、西吉），表明这种泥来混读现象是晚于兰州话而早于西安、西宁、乌鲁木齐、隆德的方言层次。从历史层次上来说，它代表了晚于《开蒙要训》 （929年）而早于《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年，下文简称《掌中珠》）的阶段。

就西北地区中原官话的大致形势和西安、西宁、乌鲁木齐、隆德的读音来看，“农”与“笼”相混，而“南”与“蓝”不混。这种情况与《掌中珠》反映的宋西北方音相吻合。下面我们用《掌中珠》的对音材料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用西夏字注汉字音的时候，西夏字（音［lu］）所注的汉字有“笼（来东合一平）、炉（来模合一平）、露（来暮合一平）、碌鹿禄（来屋合一入）、农（泥冬合一平）”。这里边有6个来母合口字，1个泥母合口字。西夏字（音lo）所注的汉字有“罗（来歌开一平）、骡螺（来戈合一平）、萝萝葡（来模合一平）、狼廊（来唐开一平）、乐珞骆（来铎开一入）、糯（泥过合一去）”。这里边有3个来母合口字，7个来母开口字，1个泥母合口字。

《掌中珠》的对音材料中出现了开口字和合口字被同一个西夏（音lo）字所注的现象，这个事实说明，当时的汉语方言中，要么是这些合口字音值读同开口字，要么是这些开口字音值读同合口字。笔者认为，这些字在西夏汉语方言中都读为合口呼字。理由是这些中古的开口字“罗、、 狼、廊、乐、珞、骆”在现代西北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读为合口呼的现象，“罗、、乐、珞、骆”读合口呼在西北方言中分布较为广泛，“狼、廊”读合口呼在关中东部地区可以找到实例。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些中古的合口字“骡、螺、萝、糯”在西北汉语方言中有读为开口呼的材料。

这种现象表明《掌中珠》所依据的汉语方言，泥母合口呼字与来母合口呼字相混，相混的本质是泥母读如来母［ɭ］。

在西夏韵书《文海宝韵》里，在上声第一韵，在平声第49韵（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1997），同韵中既有泥母，也有来母。也可以看出泥来相混的情形。

1181年刊印的西夏文献《类林》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汉字“农”和“鲁”的西夏对音字同为，可见当时的汉语方音声母此两字相混。

但是在已知的西夏文献里头，中古泥来二母的细音字决不相混，也没有发现开口呼字相混的例子。目前能看到的相混的汉字仅限于合口呼字。这些字在西北地区的方言中也都读为合口呼。

不难看出，《掌中珠》所代表的泥来混读类型是“农＝笼”型，这表明，它所依据的汉语方言对应的历史层次与兰州方言相比，是晚期阶段。

聂鸿音先生在《汉语西北方言泥来母混读的早期资料》一文中将兰州话泥来混读的现象视为12世纪下半叶西北方言的后代，无论是从方言类型所反映的时间层次，还是从西北地区早期的文献资料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再从方言现象的普遍事实来看，凡是一种古老的方言现象（泥来混读在唐五代的河西地区就已经存在），它所管辖的字数越多，表明这个方言的存古性越大，也说明这个方言的历史层次越早；反之，它所管辖的字数越少，表明这个方言的存古性越小，也说明这个方言的历史层次越晚。兰州方言泥来母字不但在洪音前相混，而且在细音前也相混（《兰州方言音系》材料），《掌中珠》所依据的汉语方言只限于在合口呼前相混。两者相较，兰州方言泥来混读现象所管辖的字数远远大于《掌中珠》所依据的方言。即使依据《兰州话音档》 （1997年）的材料，兰州方言所对应的历史阶点也是一种早于《掌中珠》的方言层次。

上述泥来混读的方言类型所揭示的泥来分读的方向是：“泥＝离”型→“南＝蓝”型→“农＝笼”型。这个规则不但可以预测泥来混读型方言下阶段的演化方向，也可以解释一些材料前后不一的现象。设若一个方言是“泥＝离”型的方言，它的下一个生成阶段只能是“南＝蓝”型的方言；以此类推，如果一个方言的类型是“南＝蓝”型的方言，下一个生成方向只能是属于“农＝笼”型的方言，不可能是属于“泥＝离”型的方言；如果一个方言是“农＝笼”型的方言，下个生成阶段只能是泥来不混的权威方言，不可能是“南＝蓝”型的方言，更不可能是“泥＝离”型的方言。举例来说，武汉方言下一个阶段的演化只能是现在的长沙型。长沙方言下一个阶段的演化绝对不会是现在的武汉型，只能是现在的汕头型。汕头方言下一个的演化阶段只能是泥来不混的普通话型，不可能是现在的长沙型，更不可能是现在的武汉型。

三、对有关材料的思考

在官话方言中，西南官话泥来混读的特点最为突出。成渝、滇西、黔北、灌赤、鄂北、武天、常鹤等7片的大部分地区泥来母不分，只有成都（成渝片）、自贡（灌赤片）、汉源（灌赤片）3个点，已开始在细音字上显露出区分的苗头，即：泥≠离；女≠吕。［ȵ］ ［n］虽分，但音值还十分接近，显示出一个泥来混读型方言系统的内变，首先是从细音字开始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成都话音档》（崔荣昌）所提供的材料与《方言概论》（侯精一主编，官话部分由钱曾怡完成）的内容不一致，《成都话音档》泥来细音字已分，而《方言概论》成都点细音字还未分。这里依照《成都话音档》从分的说法（按：《汉语方音字汇》成都点泥来母细音字也分读）。笔者推测，《方言概论》沿用了过去的材料，这种情况也说明成都话泥来分读的变化也是从细音字开始的。下面资料照录《成都话音档》泥来母比字部分和《方言概论》有关表格。

《成都话音档》：

“怒”和“路”等字的读音（n声母和ɭ声母不分，都读n）

怒＝路nu13

恼＝老nau53

南＝兰nan31

“你”和“李”等字的读音（ȵ声母和n声母有区别）

你ȵi53≠李ni53

女ȵy53≠旅ny53

牛ȵiəu31≠流niəu31

《方言概论》西南官话成渝等片古泥来母读音比较表

将上述《成都话音档》记音材料和《方言概论》相关表格转换成以下类型表：

从这个类型表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南官话泥来母不分洪细混读的现象已经在部分方言点的细音字中出现了动摇，尤其是成都点的记音材料的差异更能说明这种变化。

江淮官话泥来混读的特点也较为明显。洪巢、泰如、黄孝三片在“农＝笼”的混读上完全一致。但泰如片（南通点）“南≠蓝”，泰如片（南通点）、黄孝片（英山点）细音字已全部分开，即“泥≠离；女≠吕”。这表明江淮官话最先起变化的还是细音字，其次为开口呼字，合口呼字则还未见端倪。作为江淮官话的合肥、南京、扬州三地，至今还是“泥＝离”型的方言。从泥来混读的类型上来说，合肥、南京与厦门、兰州等地都代表了这种类型最早的历史层次。江淮官话泥来混读的类型原理告诉我们，南京方言泥来混读的现象十分古老，它的前身不会是成书于1626年的《西儒耳目资》所依据的方言。因为《西儒耳目资》的21个声母中，古泥来母赫然分立为“搦”“勒”两母。如果把《西儒耳目资》的基础方言看作是当时的南京话，那么在它的北部是泥来不混的中原官话区，其南部也是泥来不混的吴语区，在这种大环境中，不到400年时间，一个泥来不混的方言反而转变成泥来全混的方言类型，这种转变的内外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无法解释。鲁国尧、张卫东等先生将《西儒耳目资》的基础方言视作当时的南京话，显而易见，单从泥来母混读层次上来说，是讲不通的。泥来混读的类型原理告诉我们，语音发展的方向是，泥来混读逐步走向不混，不可能是泥来不混逐步走向混读。下面照录《南京话音档》泥来母比字部分和《方言概论》有关表格。

《南京话音档》：(www.xing528.com)

“南、蓝”等字的读音（普通话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

南lan24＝蓝lan24

脑lɕo212＝lɕo212

捏lieʔ5＝列lieʔ5

泥li24＝梨li24

《方言概论》江淮官话古泥来母分混表

将《合肥话音档》 《南京话音档》记音材料和《方言概论》相关表格转换成以下类型表：

从江淮官话泥来母混读的类型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混读走向不混的先后层次。

兰州方言材料所反映的读音前后不一。按照《兰州方言音系》 （1985年），只能归入“泥＝离”型的方言。但是按照《兰州话音档》 （1997年），只能归于“南＝蓝”型的方言。前面说过，材料不同，牵涉到了兰州方言属于哪种泥来混读类型的重大问题。材料反映的读音前后不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答案只有三个：第一种可能是兰州方言本来“泥”“离”有别，但记音人在《兰州方言音系》中误记成“泥＝离”；第二种是《兰州话音档》记音不准，将“泥＝离”的重要现象给误记成“泥≠离”了；第三种可能是记音人没有错，而是兰州方言在这期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查前两种可能性没有，因为《兰州方言音系》的作者高葆泰先生，《兰州话音档》的记音人王森、赵小刚先生，他们在记音时都对“泥”“离”类字进行了严格的比较，下面是原作两种比字原文部分。

《兰州方言音系》材料说明，兰州ȵ声母逢i、y、ie、iɔ、iəu、、、)等八韵，北京读n或l声母，请看下面表格。

《兰州话音档》：

“旅”和“女”等字的读音：

旅（客）ly442khə21≠女（客）ȵy442khə21

连（带）53tε13≠年（代）53tε13

姓（刘）13-11liou53≠姓牛13-11ȵiou53

通过严格的比字，诸位作者不可能将语言中非常重要的同一种现象，彼时记成“泥＝离”，此时记成“泥≠离”。这样看来，记音的可靠性是无可置疑的。答案只有一个，兰州方言新派话已从“泥＝离”型变化为“南＝蓝”型（即泥≠离）。

现代兰州方言现实的语音变化已经告诉我们，“泥＝离”型的层次在前，“南＝蓝”型的层次在后。在泥来母混读这一点上，《兰州方言音系》（1985年）反映了老兰州话的特点（张文轩、莫超《兰州方言词典》以兰州市城区片城关区本地老派居民口语为根据，其记音也反映出老兰州话不论洪细，古泥来母字混读，声母［l］有［n］ ［l］两个自由变体。《兰州方言词典》的记音可以佐证《兰州方言音系》的记音完全是准确和可信的），《兰州话音档》 （1997年）很可能反映了新兰州话的特点。无论兰州方言处于“泥＝离”型阶段还是处于“南＝蓝”型阶段，它所对应的历史层次都是早于《掌中珠》 （“农＝笼”型）的历史层次的。因而不应该将泥来母细音混读假定为相对晚起的情况。单就泥来混读的情形看，如果说现代兰州话与12世纪《掌中珠》的方言在合口呼前相同的话，只能说明它们确实在更早的时期同出一源。但兰州话细音前的混读现象同时也说明它们早在12世纪前已经分道扬镳、各自成不同的脉络了。

西北地区乃至全国汉语方言古泥来母字混读的类型及层次说明，《开蒙要训》的历史层次在前，《掌中珠》的历史层次在后。

关中方言泥来混读的地理分布是，靠近甘肃的西部地区（西府话：宝鸡、陇县、凤县、凤翔、千阳、太白、岐山、眉县、扶风、麟游、永寿、长伍、乾县）开口呼字、合口呼字混读为［l］。东部地区（东府话），开口呼字已全部分读，但合口呼字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混读现象。韩城、合阳、潼关将“内、农、暖、嫩”等四字声母混读成［l］；黄龙、黄陵、澄城、白水、蒲城、大荔、华阴、洛南、丹凤、山阳将“农、暖、内”等三字声母混读为［l］；富县、宜君、铜川、耀县、渭南、华县、高陵、潼关、蓝田、商州将“内、农”二字混读为［l］；西安、宜川、洛川、淳化、三原、泾阳、长安、户县、周至将“内”字声母混读为［l］。过渡带上的武功、乾县、兴平、礼泉、淳化、长武数县开口呼字有的音节分，有的不分，但合口呼字如“暖”全部混读为［l］。

《西安话音档》 （王军虎）选择了“挪”与“罗”进行比较，这两个字正好在西安点不混读了，因而将合口呼字混读的现象在《音系》比字中反而没有反映出来。但是在王军虎先生记录的《字音》部分，泥母“农、内”（此二字在西北方言中读合口呼）二字声母仍然混读为［l］。根据白涤洲先生《关中方言调查报告》的材料，西安点“内”字声母混读情况与《西安话音档》相同，而“农”字没有混读（张维佳材料同），这大概是发音合作人对“农”字的发音受了权威方言影响的缘故。没有必要考虑泥母合口呼所辖的具体字数，只要有这种残读现象，结合西安周围读音情况，就可以将西安方言视作“农＝笼”型的方言，只不过西安话的情况显示出其方言已是“农＝笼”型层次的末期阶段了。这些现象表明，关中地区东府话已经十分接近普通话泥来不混的情况了。

从以上材料的梳理可以发现，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西北方言（包括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都具备泥来母混读现象的三个类型（即三个不同层次）。下面以《方言概论》材料为依据看湘方言泥来母分混情况：

将上述表格转换成泥来母混读类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现代湘方言是洪音字混读，而细音字已不混的方言区。从理论上来说，在语音史上，湘方言肯定经历过泥来母不论洪细普遍混读的阶段，这个阶段应该与现代湘方言距离不会太远。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资料已经报道过辰溆片的泸溪（瞿建慧，2005），娄邵片的邵阳（鲍厚星， 1989）确实存在泥来母不论洪细混读的方言点。有趣的是，鲍厚星的材料与《方言概论》的材料在细音字的读音上又出现了前后不一的现象。

赣方言南昌点《南昌话音档》 （魏钢强、陈昌仪，1998）提供的材料表明，泥来母洪音字混读，细音字不混，赣方言细音字混读现象应该在本方言区还能找到残读。应注意的是，属于赣方言耒资片的湖南永兴话（胡斯可，2009）声母有一项特点正好是“古泥来母不论逢洪音细音一律混读‘l’声母”。

就目前掌握的其他一些材料来看，泥来母在分混现象中所呈现的音值十分复杂，远远不限于上文［n］［l］两种。如果抛开具体的音值不管，只看这些方言在类型上的特点，就会发现，细音前相混的方言，则洪音一定相混，如下列方言点：福建南平（苏华，1994）、宜宾王场（左福光，1995）、安徽绩溪（赵日新，1989）、湖南安乡（应雨田，1988）、四川乐至（崔荣昌，1988）、涟水（胡士云，1989）、湖北枣阳。（《汉语方音字汇》，2003年）如果开口呼字相混的方言则合口呼字一定相混，如下列方言点：城步儒林（鲍厚星，1993）；山西临猗（王临惠，2003）；江西余干（陈昌仪，1990）、武宁礼溪（钟明立，2002）、安义（高福生，1988）、大余南安（刘纶鑫，1995）、高安老屋周家（颜森，1981）；湖南娄底（李济源、刘丽华、颜清徽，1987）、吉首（李启群，1996）；湖北阳新（黄群建，1993）。

只有三处方言比较特殊，江苏泰兴（顾黔，1990）整体是泥来有别，但在细音鼻化韵母iǐ前相混：年粘＝连帘联niǐ45。盐城（苏晓青，1993）泥来不混，但逢韵母in时混读为［l］：宁＝灵lin。福建漳平（张振兴， 1982）整体相混，但在韵母o、au前泥来有别：努no31，鲁lou31；脑nau31，老lau31。泥来母在这些个别韵母前的混读或分读似乎隐藏着别的特殊原因。如果能找到这些原因，也不算违反泥来分混的类型原理。

上述泥来混读的类型原理和优选论的原则充分说明，现代泥来母混读型方言（不管是部分混读还是全部混读）的底层方言（即古方言）仍然是一个泥来母混读的方言，不会是一个泥来母不混的方言。汉语方言接触演变的历史事实是：在声母音类分合关系上，如果本地方言和强势方言的音类分合一致，则本地方言会继续维持这种分合关系从而与强势方言保持一致；如果本地方言的音类分合与强势方言不一致时，则本地方言会不断受到强势方言的吸引和冲刷从而实现与强势方言的逐步接近。

刘丹青《南京话音档》：“江淮方言总的倾向是北退南进。北界向南后撤，不断让位于中原官话。在紧邻中原的安徽西部，江淮方言区的北界已在淮河以南数百公里处；在江苏北部，近数十年中就有一些原属江淮话的方言演变为中原官话。南界向南前移，持续蚕食着吴语区，这一蚕食过程至今仍在皖南的一些地方继续。”鲍明炜《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在考定南京方言由六朝时期的吴语后来转变为北方话之后，又以胡垣1866年《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劳乃宣1905年《增订合声简字谱》、赵元任1929年《南京音系》中所记的南京音合称为“旧南京话”，跟1956年的方言普查和鲍先生本人1957年、1979年两次调查的“新南京话”作了六项语音特征的比较，结果如下：

鲍先生上述六项语音比较，说明南京方言“南进”，即从古吴语转变为北方方言以后，又北退，进一步向北部更接近共同语的特点靠近。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旧南京话向新南京话转化的一项重要语音变化是：泥来母字由混读向着不混演变。这种音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泥来有别的中原官话对江淮官话的不断冲刷。在现代汉语方言音变中，我们还未曾发现哪一个方言的纵向音变是从泥来母不混走向混读。

在泥来母混读问题上，学术界有一个传统观念，认为现代泥来混读的方言都是由泥来有别的方言发展而来的。为了说明这种演变的合理性，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中，从《切韵》音系出发，在泥来母的中间构拟了一个过渡音［l］，似乎表明由来母［l］到泥母［n］或泥母［n］到来母［l］的音变都能说得过去。但是笔者有这样一些疑问：1.汉语从陆法言的《切韵》 （601年）到现代普通话，1400多年的历史中，权威方言（即读书音）泥来有别的标准从未发生过动摇，为什么有的方言反而从泥来有别能够大规模地演变到泥来混读？这种音变的外部动力是什么？2.在权威方言的标准没有动摇的情况下，为什么早期方言的变化方向是从泥来有别到混读，而现代汉语方言的变化方向则恰恰相反，是从混读走向泥来有别？这些疑问引导笔者不得不去重新认识和考察西北方言泥来混读的现象。笔者认为，最迟在《切韵》成书的年代，汉语就已经存在泥来混读的方言类型。泥来有别的《切韵》音系可以作为泥来混读型方言语音变迁中音类分合的参照点，但不能将《切韵》音系泥来母不混的标准当作泥来混读型方言音变的出发点。敦煌文献所反映的唐五代西北方言距《切韵》成书约300年，笔者有理由相信，敦煌变文和《开蒙要训》泥来混读的西北方言类型在《切韵》成书的年代早已存在。

现代南京方言所发生的由泥来母混读走向不混的音变事实只是这种方言类型音变长河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西南官话成都点、兰银官话兰州点、湘方言邵阳点的有关材料在洪音字的混读上前后一致，而细音字的混读则存在着前后不一的现象，这些微妙的差异正好说明泥来母混读型方言的演变肇始于细音字。弄清这一点，对于认识和理解汉语方言的接触演变以及汉语音韵史中的一些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余 论

《汉语西北方言泥来母混读的早期资料》的作者看到了现代兰州方言与12世纪末《掌中珠》方言在泥来母混读方面的一些共同现象（即泥来母在合口呼前相混），意识到了这两种方言类型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并且用敦煌文献和西夏文献的例子来加以印证，这些都是难能可贵、无可挑剔的。然而他却把兰州方言泥来母在细音前混读的现象看作是后起的层次，正好违反了语音发展的先后顺序。他的这种看法不符合语言的普遍事实，也无法解释兰州方言乃至西北方言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音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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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