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方言节目与社会文化：影视方言热的影响

◎刘晨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的表达方式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运用方言，方言电影电视比比皆是，尤其是电视，从娱乐节目到电视剧，从社教类节目到新闻类节目，方言全面繁荣和扩张，形成了“方言热”现象，其中原因何在？本文从语言与社会的共变角度分析，认为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了影视“方言热”的现象。

影视是交际、传播的媒介，也是一种话语，“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1]可以说，影视是人与人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又是一个社会沟通与互动的过程。影视要实现交际的功能，语言是其借助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所有与语言相关的活动都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进行。社会情境决定语言的使用，因此语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社会情境。社会因素会影响在不同语境下的语言选择。大众传媒的电影电视作为一种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其语言的选择，必然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

一、一个非行政权力系统的公共空间的扩大，为方言影视提供了客观的话语空间

我国汉语方言十分复杂，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客观事实。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保证交际畅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确立了我国的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国家一方面大力提倡积极推广普通话；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绝不人为地消灭方言，即承认汉语方言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继续发挥其交际作用。这样，人们使用的语言可以是普通话，可以是方言，形成了普通话与方言共存的社会文化情境。电影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方式在语言的选择上，有可能是普通话，也有可能是方言。在过去，影视语言只使用普通话，普通话一统天下，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运行，完全听从行政命令，包括协调各语言集团的矛盾、推广普通话等语言生活方面。在当代中国，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由于社会结构和活动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社会化的进程正在快速推进，一个非行政权力系统的公共空间正在逐渐扩大，人们的工作、就业、学习、生活都开始在体制内外之间频繁地自由地出入，单位的意识、身份的意识、级别的意识正在迅速而普遍地弱化，这一切都必然对行政权力系统提出挑战，对过去常常奏效的行政方法提出挑战。[2]这种挑战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处处可见，尤其在影视的语言使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禁止播放用方言译制的境外影视片。2005年要求电视节目主持人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港台腔以及夹杂外语、方言，2005年10月8日，发出《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重申电视剧不得使用方言，又一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影视领域禁止使用方言。行政命令颁布之后，情况怎样呢？2006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疯狂的石头》疯狂使了一回南北方言；2006年武侠剧《武林外传》，剧中普通话、方言、英文混杂，并且形成了陕西话、东北话、河南话、云南话、四川话等方言的大杂烩。方言电视栏目遍及全国，福建东南台《闽南语新闻》，广东珠江频道粤语《正午报道》《新闻630》，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阿六头说新闻》《我给你说》，宁波电视台新闻频道《来发讲啥西》，嘉兴电视台《今朝多看点》，金华电视台《二十分可乐》，温州电视台《百晓讲新闻》，湖北荆州电视台《有么子说么子》，成都电视台经济频道《道听途说》，宁夏电视台《老王茶馆》《李子谝吧》。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在影视语言使用上，行政命令显得苍白无力，方言的使用不是行政命令能阻挡的，方言影视的出现和繁荣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

二、方言独特的社会地域性，为方言影视表现地方文化提供了语言的表述前提

在中国影视剧地域特色的分化特征日趋明显的今天，地域特色作为影视剧的重要美学特征和发展策略被不断地强化着。“地域特色是民族特色的重要内容，地域特色浓的作品，往往是受欢迎的作品……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越鲜明的作品，其艺术价值越高……”[3]在这种影视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成为影视的重要话题之一，而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切，正如L.R.帕默尔说的：“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实在还对思想的感情产生种种影响。”[4]方言和语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是方言通行在较小的地域。汉语方言是汉语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是某一地域内人们交际的工具，每种方言都有其独有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当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它能够在一定地域内充分发挥其交际交流作用，沉淀其中的特殊情感是标准化的普通话不能取代的。林宝卿说，方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发展起来，他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慢慢形成具有自己地区明显特征的人文、历史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是地域文化的符号之一……不同的方言反映着不同的地域文化。”[5]所以用人们熟知的语言形式 ——方言表现的影视剧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观众更能理解文本意义生产者的原初意义，实现较少损耗的解码与信息还原，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场所，实现地方文化主体存在的自我确认、自我肯定。”[6]方言独特的社会地域性，为方言影视表现地方文化提供了语言的表述前提，使方言电视剧成为影视文化中建构地方性，表现地方文化的最有影响和魅力的形式。比如四川方言电视，采用当地观众普遍使用的方言、方音，生动地再现了巴蜀文化地理，反映了人与地方的密切联系。宁夏方言节目《老李说事》和《李子谝吧》选用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社会新闻，用方言来评说，这比千篇一律的普通话评说更加准确、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们的生活。比如，普通话台词“报告队长，大势不好，我们被包围了”，用宁夏话说就是“报告队长，大势不好，我们被‘箍’住了”，“箍”字更形象地再现了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情况，也更有风味。有人说：“宁夏方言节目以宁夏方言独特的趣味，凝结着回族独特元素，独树一帜，深受大众喜爱，就如同吃手抓羊肉、喝八宝茶、赏大漠风光一样，成为了宁夏风味的一部分。”

三、多元文化诉求心理的受众，为方言影视提供了终端的消费群体

在电视文化收视率逻辑中，所有的传播都是以接受者的有效接受为终点的，再重要的信息、再出色的节目，只有引起受众的注意，被受众理解并接受，才会真正重要、真正出色，并具有意义。只有完成了从节目创作到观众接受的完整流程，传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所以受众是影视的最终裁判，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影视发展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与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直接导致了社会中心、文化整体主体意识和注意力焦点的离散，从而使整个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发生普遍淡化和散化。[7]在影视文化中，受众不再满足于以普通话为载体的单一主流文化，对于采用标准现代汉语的“国家叙事”已经“审美疲劳”，从而寻求丰富的、多元的大众文化。面对受众心理诉求的变化，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势必发生变化，正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说：“这不是一个故事的时代，而是一个讲述与表达的时代。”影视使用方言的表达形式，一方面能满足方言区内受众共同的认知心理需求。因为生长在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历史背景下的观众，对共同的方言具有共同的认知。方言影视剧带给大家一种返璞归真的真实感，在展现地方风情的同时，还能直接拉近艺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方言影视以其独特的魅力能在一定的群体中产生共鸣；对于方言区外的受众有新奇的陌生感，能满足受众的好奇心理。也就是方言剧这种独特的亲和力和新奇的陌生感，能够激起“审美疲劳”观众的好奇心，使得方言影视剧大有市场。

综上所述，电影电视中的“方言热”并非偶然，是由社会文化的变动而促动，我们可以说影视语言，在社会文化大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将始终处于一种流变激荡的过程中。(www.xing528.com)

参考文献

［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的变迁［M］.殷晓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成庆红.方言影视剧产生与发展的多角度考察［M］.东南传播，2007 （2）.

［4］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6］韩鸿.方言电视与话语权力［J］.新闻界［J］，2002（4）.

［7］郭建勋.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巴蜀方言影视剧［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本文发表于《电影评介》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