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称谓词：揭示当地社会文化

◎刘晨红

语言与社会及文化相互依存，一方面语言文字的变化根源于社会，另一方面语言反映着社会的变化。语言中词汇是最为敏感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首先在语言的词汇中表现出来。称谓词是人际交往中使用的语言符号，通过称谓体系的构成、使用状况能够透视出一定的社会文化。称谓是指人们因亲属和社会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支书等。称谓一般可以分为亲属称谓和社交称谓两种。本文从宁夏的称谓词的使用状况，透视宁夏社会的文化。

一、从亲属称谓词看当地的社会文化信息

宁夏的亲属称谓词与汉语普通话的亲属称谓词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某些称谓词的使用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历史文化色彩。

（一）从亲属称谓词的“异名同指”现象看宁夏的移民文化

亲属称谓词的“异名同指”现象，在汉语的各方言中都有表现，宁夏亲属称谓词的“异名同指”现象，最典型的是称呼“外祖母”，有奶奶、外奶奶、姥姥、外婆等，岳父、岳母的背称有外父、老丈人和外母、丈母娘等，父亲的称呼有爹、达、达达、爸爸。亲属称谓词“异名同指”的成因，学者们认为，有语用的原因，比如特别表示亲热或冷漠；有普通话影响的原因，比如“爸爸”，现在宁夏的年轻人多用这个称谓。除此之外，宁夏亲属称谓词“异名同指”的成因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从语言内部看是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是语言相互接触的结果，而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外部原因是社会，宁夏的移民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据文献记载，宁夏人多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陈明猷说：“明洪武九年（1376年）‘徙五方之人实之’，实现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人口大更新。从此之后，宁夏人口基本上转向了稳定发展”。[1]

当时大批的军民官吏从中原和吴越移居宁夏，宁夏人口形成了“杂五方”的特点。宁夏“居民具有多民族性和大流动性，明代以后人口转为稳定发展，汉回两族占大多数”[2]。这种人口构成特点，使宁夏社会文化自古就表现出受外来移民影响的特点。张金城在论及宁夏平原的风俗受明代移民影响时说：“按宁夏在雍州之西，其人刚果质直，重信义，勇战斗，固地气使然。明初尽徙其民于长安，迁谪他方之人以实之，而吴楚为多，故尚词翰、矜儒雅，迄今观其节物礼仪，多与《荆楚岁时记》合，盖其俗实于此一变云。”[3]可以说，随着吴楚人的迁入，吴楚话也随之兴起。

进入现代社会，宁夏也有较多的移民迁入，规模较大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号召支援边疆时，一些地区的人口迁徙入宁。由于历史和人口迁徙的原因，不仅宁夏平原的风俗受到移民的影响，而且语言也受到移民的影响，比如，1956年以后，随着各省市建设者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宁夏石嘴山市，其当地语言深受移民语言的影响。李树俨说：“石嘴山市区是一座大型汉语博物馆”，“目前石嘴山市区还是多种方言呈并存的局面。具有代表性的方言有东北话、河南话、河北保定话、宁夏平罗话和固原话、河北张家口话以及安徽省淮南话。”[4]除了石嘴山市以外，宁夏的其他各市县也都有从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笔者认为，这些移民的语言会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同时也会保留原来所操方言的一些成分，而亲属称谓词多用于家庭亲属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受外界影响不是很大，所以亲属称谓词是最有可能被保留的成分之一。像外祖母、父亲、丈人等各种亲属称谓，大概就是随着不同地方的移民的迁入而逐渐使用开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宁夏亲属称谓“异名同指”的现象，是宁夏移民文化在语言里的印记。

（二）从宁夏回汉亲属称谓的异同看回族与汉族文化的接触

宁夏回汉杂居，回族人口相对较多是宁夏的一大特色，由于历史的原因，回族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使用带有一定民族特色的汉语，比如词汇方面以汉语词汇为基础，借用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称谓上也表现出同中有异，正如李生信所言：“总体上说，回族亲属称谓结构层次和汉族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具体称谓词出现了变异，异中有同，同中求异。”[5]笔者认为，宁夏回汉亲属称谓的这种特点，正是民族接触中文化的融合与继承的体现。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认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是说一种语言的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式的接触，都必然导致不同民族间语言产生联系。从语言接触的理论看，“回族语言经历了民族母语阶段、双语阶段和转用汉语的阶段。”[6]从历史上看，回族带有民族特色的汉语的形成和使用，与民族的接触密不可分。在民族的接触中，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的继承，另一方面表现为民族间文化的融合。回汉族亲属称谓结构层次的一致性，反映了回汉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当然，文化的相互融合从语言中其他词语的使用也能够察知，在宁夏，由于回族人口相对比较多，加之一些民族政策的落实，对于回族的一些民族文化，汉族群众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尤其是对回族的禁忌文化很熟悉，宁夏的汉族对回族的禁忌表现出一定的尊重，比如回族对“猪”禁忌，宁夏的汉民受到回族禁忌文化的影响，把“猪肉”叫“大肉”。

在语言的接触融合过程中，一方面回族使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另一方面还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在语言的词汇方面表现明显，具体亲属称谓词不同于汉族就是表现之一。通过独具特色的回族亲属称谓词能够折射出回乡浓郁的回族文化风情。宁夏回族称父亲为达达、阿达、爹、爸爸，与汉族差异不是很大，但父亲的兄弟的称谓明显不同于汉族，回族统称亲爸，如果有多个，依次称为大爸、二爸、三爸……回族把嫂子称为姐或亲姐，把婶子称新妈。在回族家庭内部，叔叔的子女和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以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通称，称谓中没有亲疏之别。这些特有的亲属称谓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表现出回族的大家庭意识。

二、从社交称谓的变化看社会的发展变化

称谓词是一个敏感而开放的词汇系统，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更新都会引起其意义及其功能发生变化。

（一）泛尊称选用的变化，看社会的脉动

一方面，称谓词相对于现代汉语其他词汇而言，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这是因为称谓词所指的对象，尤其是各种亲属关系是比较稳定的，整个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也比较平缓。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系统乃至整个现代汉语系统又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称谓词也是不断演变的。这种演变既可以从个别称谓词的消亡中得到体现，还可以表现为称谓词词义的演变及人们使用上的变化等。反过来，称谓词词义的演变及人们使用上的变化能够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人与人之间交往，喜欢互称“师傅”“同志”，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泛尊称的使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国际接轨，称谓也要与国际接轨，多用“先生”“小姐”，但近年来，“先生”“小姐”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和范围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宁夏对男士的称呼“先生”遭冷落，而一度时间“老板”却很受欢迎，现今笔者发现“领导”一词作为对男士的通称，逐步受到青睐，在旅游景点，导游对游客讲解时，时下流行的称谓就是“领导”。从“先生”到“老板”再到“领导”称谓的变化，反映了宁夏社会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们心理的变化，具体来说，反映了人们由求新、崇洋的心理，到注重经济、金钱，争当“老板”的务实心理，再到对官职、权力的敬畏和追求的心理。由于受官职文化的影响，在交际中不知对方的具体职务或明知对方没有任何职务时，时下人们都采用“领导”的称谓，尤其抬高职务称谓更是多用。泛尊称选用的变化折射出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在当前中国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状况下，经济相对落后的宁夏，官本位观念和地位崇拜的社会文化还在延续。(www.xing528.com)

“小姐”是对年轻女性的泛尊称，与“先生”对称。在银川泛尊称“小姐”一词的意义和使用也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据樊晓玲、胡范铸等人对“小姐”称呼语的地理分布进行的调查，银川的调查结果是：“小姐”首先指称服务性行业营业员，在事务性场合和一般社交场合的可接受度为零，娱乐场合的接受度为20%，“小姐”称呼语在银川“不太习惯”和“不习惯”均占50%，也就是说，现今银川人不太习惯或不习惯“小姐”称呼语。影响“小姐”称呼语使用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该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一个城市的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小姐”称呼语的泛尊称认同度就越高；社会开放程度越高，“小姐”的可接受程度就越高；经济越发达，“小姐”称呼语的使用就越普遍；地理位置越接近沿海，“小姐”称呼语可接受度越高。其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最重要的参数。[7]语言的使用，受该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反过来，通过语言的使用，可以反映出该地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宁夏银川“小姐”称呼的状况，我们能够看出当地女性的地位、社会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等社会状况。

（二）陌生人之间称谓的泛亲属化倾向体现了市场经济下对人情味的追求

社交场合，人们会使用各种相应的称谓，但在日常生活中，宁夏人多用泛化的亲属称谓称呼对方，而且多数情况下还有意降低自己的辈分，以示对对方的尊敬。比如：两人相遇，两人是同龄人且为邻居，会问候说：“他姨母（婶子）干啥去？”甚至毫无血缘而可称其为“哥”“姐”，明知年龄小于自己也称其为“叔”“婶”“姨”等等。现在，银川服务行业较多地使用泛亲属称谓，比如，商场服务员对年龄大的顾客都称呼“姐”或“大姐”，对年龄小的称呼“美女”或“靓妹”，对男性称呼“大哥”或“帅哥”。

称谓选用表现出越亲越好、越近越好、越大越好、越高越好的特点，这样既可以迅速拉近不同人之间的距离，使其产生亲近感，又可以尽快化解对方的戒备心理，最终达到某种功利目的，实现其预定的目标。这种泛亲属化的称谓在社交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宁夏人对人情味的追求，反映了我国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所引发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构造而成的新型的社会关系。

三、结 语

称谓语的社会语义的生成和再现过程，不仅直接地反映出人际交往的方式、习俗和关系结构，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文化印记和历史烙印。通过宁夏称谓词，我们能够看到社会转型时期的宁夏社会文化状况，对于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的要积极提倡，不利于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注意引导。

刘晨红（1970— ），女，汉族，宁夏银川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修辞、社会语言学研究。

[1]②陈明猷：《宁夏古代历史特点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2]陈明猷：《宁夏古代历史特点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3]转引自李智君：《边塞农牧文化的历史互动与地域分野 ——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157页。

[4]李树俨：《石嘴山市市区方言的现状和未来》，《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5]②李生信：《回族语言民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21页。

[6]李生信：《回族语言民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0、21页。

[7]樊小玲，胡范铸等：《“小姐”称呼语的语用特征、地理分布及其走向》，《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