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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对西藏、新疆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的影响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民族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表明,区分民族的五大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共同宗教或信仰。应该说,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而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切入点是语言,语言教育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主要条件之一。二在西部各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中加强语言教育的措施。

西部大开发对西藏、新疆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的影响

◎赵 杰

西部大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针对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实际,调整倾斜政策,促使西部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战略。它在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关系上,在人类构建文明和谐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99年以来,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是把开发的重点放在经济的援助、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上,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经过六七年来西部大开发的实践发现,要想在西部,特别是在西藏、新疆这样的多民族边疆地区真正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使当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跃升而不至于顾此失彼,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西部各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科技文化素质。从科学技术的传帮带来说,“输血”(比如只给钱或只给物)不如“造血”(让少数民族学会致富之道,学会科学技术方法)。从科技文化观念上来说,“十年树木”(可理解为主要是对西部地区的物质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大型设备的投入等)与“百年树人”(可理解为是对西部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科技文化理念的提高以及随之升华的精神境界)相比,“百年树人”在西部大开发中更为重要。

目前,影响新疆、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问题是科技文化人才的缺乏,尤其是中青年人才。这类人才仅靠引进汉族人才很难,靠早期来新疆、西藏支援并扎下根的汉族人才支撑也很难,因为西部民族地区“孔雀东南飞”的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还需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即广大维吾尔族、藏族的青少年人才。汉语言文字能力是一个人文化素质中最基本的要素,要解决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提高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首先应从提高汉语言文字能力入手。说到这个问题,它也是新疆、西藏在经济上能否可持续发展、政治上能否长治久安、文化上能否保持先进性的关键要素。这就是人们一直忽视但发展到今天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即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地区的汉语教育问题。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信息交流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的深层透镜,也是民族的第二表情。当代民族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表明,区分民族的五大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共同宗教或信仰。共同语言是首要特征。语言在团结民族、稳定国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比如,孟加拉与巴基斯坦的分裂及其民族分离,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的分裂及其民族分离有宗教原因,也有语言之争的原因。因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副主任陈毓贵在一篇论文的题目上就写道:“做好语言文字工作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瞻性工程。”在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中,作为国语的汉语言不仅能起到交流思想、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的作用,而且能在学习、运用汉语言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达到对中华大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情感上的归依。因此,在新疆、西藏这两个民族地区,要求各民族互学对方语言并以学习汉语为主,便成为两个民族地区最大的文化任务。

汉族和少数民族互学语言,其实从历史到今天,国家领导人早就为各民族树立了互学语言的榜样,即使是封建皇帝也有典型范例,比如清朝乾隆皇帝不仅满语蒙古语、汉语皆通,而且会一些维吾尔语,他的一个太傅老师就是藏族。国家领导江泽民一见到藏族同胞就亲切地称呼zhaxidele。当年进军新疆的王震将军就能说最常用的维吾尔语。当年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进藏,指战员们成功地学会了藏语,已经在全国传为佳话。至于西部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有的达到很娴熟、很精通的程度,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到拉萨,看到许多藏民真的是藏语、汉语全精通(至少口语是如此),已经为西部少数民族学汉语树立了榜样。笔者在新疆石河子大学请全国英语界的领军人物、北大英语系资深教授胡壮麟来讲学,他到新疆后见到了一个他曾经的维吾尔族学生,现在是医药局局长。胡教授高兴而自豪地对我说:“我的这个维吾尔族学生汉语好得一塌糊涂!”

新疆举办高校中高层干部培训班,时任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说了两点:一是办高校要讲政治,要政治家办教育;二是讲语言,要把语言学习看成是新疆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可见,新疆民族工作的长期经验表明,语言教育是和政治稳定一样重要的,因为语言的意义决不仅在掌握语言本身,而是涉及文化精神信仰、经济发展手段、思维方法的转换。应该说,西部大开发人才是关键,而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切入点是语言,语言教育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主要条件之一。以新疆、西藏为主的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一定要以学好承载科技文化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为主,同时注重学习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口语,兼及学英语,注意分配好不同语言的学习时间。

在西部各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中加强语言教育的措施。

(一)早期学好民族母语

在西藏,少数住在拉萨等较大城市从小就以汉语为主藏民的除外,大部分藏族青少年,尤其是基层的农牧民家庭,孩子从两三岁开始,一定要学好藏语等少数民族母语。但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不一定要投入很大精力学习藏语。作为民族地区通用的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语如西藏的藏语、新疆的维吾尔语、内蒙古地区的蒙古语、广西的壮语等,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如果条件不具备时只需学会日常口语和常用文字即可,主要精力还应放在学好自己的民族母语上,比如学好门巴语、洛克语、塔吉克语、锡伯语等。因为有了这个功底,可以进而熟练而高效地学习现代汉语

语言学界研究证明,尽管新世纪语言会加大统一化,许多语言要沦为濒危语言,但在较长时期内,多语并存的局面是不会改变的。国际上一些语言学家估算,到22世纪末全球只剩下三种语言,即英语、汉语、乌尔都语(印度和巴基斯坦说的民族母语)。那只是个趋势的估计,即使那样,还有很长时间呢!在中国,79种语言(有的民族使用两种语言,如南方的景颇族,既使用景颇语也使用载佤语。北方的裕固族使用分属两个语族互相听不懂的东裕固语和西裕固语)不可能在50年内全部消亡或放弃不用,尤其像维吾尔语、藏语这样的较大少数民族的语言。而且,儿童学习基本的生活知识,认识外部世界,还必须借助民族母语这个工具进行思维,一下子要求各民族都使用汉语只能是拔苗助长,取消民族母语的过渡是不切实际的冒进。但是也不必让人口较少的民族学习民族地区的几种语言。新疆伊犁锡伯族兼用五种语言,博乐蒙古族兼用四种语言,那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多语现象。在西部大开发和加速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学好自己的民族母语和汉语并且达到基本精通是最重要的。民族母语不仅是习得基本知识、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工具,同时,对继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有得天独厚的作用,对促进民族间的平等、增强民族间的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学好学精学通汉语文

民族母语的学习期主要是在两三岁到七八岁,上了小学全面重点学习汉语文课,尤其在新疆、西藏等地的偏远的民族乡村,汉语的环境基本没有,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儿童甚至连汉语都没听过,他们如果在上小学时只把汉语作为一周四节的选修课或者中学才上汉语课,那就错过了人的最佳语言学习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经研究认为,人的大脑12岁前是左、右半脑同时习得语言,而12岁后脑桥长合了,两个半脑不沟通语言了,那就只用左半脑习得语言了),以后再想精通汉语就非常吃力。而汉语不能熟练地运用,这对西部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只有使用汉语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就业、找到好工作。就业是生存的保障,有了充分的就业才算真正达到了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笔者曾经到西藏大学讲学,一次与西藏大学两位女学生攀谈,她们也说不学汉语就业难。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开、公正、公平的,政府可以下命令让企业老板照顾几个少数民族学生就业,但不能多,多了,企业效益上不去,就有优胜劣汰倒闭的危险,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不过关,进而用汉语承载的科技文化技术不过关。在知识经济时代,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往往是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来传递的,如果哪个少数民族被单一的民族母语所封闭,就会在封闭的经济、文化中丧失了吸收先进科技文化的机会,就会在经济上处于落后,文化上处于孤立的状态,这是一个看似小的语言事情,实则为大的生存的问题。(www.xing528.com)

平等不在于语言使用上的绝对平等,因为语言毕竟只是一种交际工具,生存发展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欧共体原来使用12种语言,以表示各单一民族国家的平等,但运行不久,12种语言庞大的翻译费用让人无法承受,只得全部改用了英语。中国各少数民族学好学精汉语文,表面上看是汉语学习的时间投入多了,民族语学习的时间少了,从语言使用的时间分配上不平等,但这恰恰是一种实惠的平等,是一种生存就业的平等。否则少数民族汉语不过关,找不到工作,生活压力带来精神压力,这就关乎民族本身的生死存亡了。在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东部日益富裕的现实面前,谁还在主张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不学汉语,那就等于在客观上剥夺了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特别是就业的权利。

西部大开发中汉语的加强是西部教育和科技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汉语在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上、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神圣统一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精神文明上它能使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化更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其实,汉语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是一个不断吸纳各民族语言成分的大杂烩,是一个融合了各民族语言借词并且优化了的中国语。比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哈达”“糌粑”来自藏语,“馕”“唢呐”来自维吾尔语(也许更早是波斯语),“档案”之“档”与“萨其玛”来自满语,“车站”之“站”与“戈壁”来自蒙古语等。北京话的两大语言特征“轻音”“儿化”都受到了清朝统治之民族满语的影响,汉语北方话口语中经常出现“SOV”(主宾谓)句型,那是受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的影响。因此,学好汉语能使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走上发财致富、事业有成的成功之路。尤其是现在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没有中华各民族之间的通用语,不能达到有效而深入的沟通,就谈不上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非常重视学习汉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家长争抢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发达地区学汉语,或争着抢着把子女送进当地汉语学校,学习汉语的热情越来越高。应该把这种喜人的成果巩固下去。世界许多国家语言统一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民族语和方言众多且没有权威通用语的国家是难以致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都必须采用法定的通用语言。这样做与民族语言政策的实施并无冲突”;“要从各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来勤学汉语”。[1]所以,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懂得自己民族母语的基础上,一定要从广泛吸收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像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上获取经济信息、法律知识、科技方法等认识高度来加强汉语的学习。对于新疆、西藏等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普通话更是多语言的立交桥,是吸收东部先进文化理念的纽带。少数民族不是要不要学汉语的问题,而是为了民族生存、发展必须要学汉语而且一定要学精通的问题。

(三)初中毕业后加强英语学习

外语尤其是英语对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的重要性也早已被广大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所认识。道理很简单,不掌握英语就难以或不能与国际接轨。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在学生小学阶段就把英语和汉语并重学习,这样既影响文化课的学习,又影响汉语的习得效果。西部民族地区的英语学习要避免出现“哑巴外语”现象,只为考试而用,不会听说英语也不能阅读英文的教训。少数民族学英语的实践证明,中小学时学英语按规定的英语课时学习即可,到高中时要加强一下。到大学时,小学前的民族母语根基扎实,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汉语也已过关,这时要重点加强英语(或其他外国语)的学习,然后趁热打铁到发达国家留学、访学,就可以更好地运用好(或其他外国语)了。因为对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来说,外语的运用主要还不是高度精通的口语(那是口头翻译的任务),而是利用好外文资料学好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以便为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服务。

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无论是哪个民族,直接学英语而放弃汉语都是不现实的;将外语与汉语、民族母语一起平均使用也是不现实的。

总之,民族母语、汉语、英语的三语学习不是齐头并进、平面铺开,而要有时间梯次,各有侧重。但无论如何,精通汉语在民族地区,在全国,甚至到国外介绍中国都是最重要的语言。

在深入探讨西部大开发中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时,不能不谈在西部地区的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语学习的问题。前文讲到王震、张国华等领导干部学少数民族语言的少量例子,那是很久以前的情况了,今天的新疆和西藏,由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汉语的大面积使用,不通汉语的情况只在个别边远民族地区。因此,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学维吾尔语、藏语等民族语的热情就没有进疆进藏的老前辈那样积极而热情了,这是需要加强的。因为语言不只是交际工具,它更是传达感情的使者。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会维吾尔语、藏语等民族语,在体察民情、了解民族地区真实信息上就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增进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感情上也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汉族领导干部,学会少数民族语言会在工作效率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有利于民族地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的民族关系的和谐融洽,也有利于民族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地区,语言教育是一件系统而重要的政治工程,既是教书育人素质教育的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搞好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语言教育工作首先应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抓起,像新疆大学、西藏大学、宁夏大学、石河子大学这样的省部共建大学,是语言教育尤其是推广汉语普通话的主阵地,像区、州、县、乡等各级政府机关是语言教育的主渠道,更应起到示范作用。

语言作为各民族的交际工具和感情纽带,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祖国繁荣、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和建设边疆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部大开发给新疆、西藏各族人民的语言教育又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而正确的语言教育方法,一定能在西藏、新疆的“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在西部大开发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罗安源:《西部大开发中的语言教育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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