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文库：回族语言文化研究精髓

◎张秋红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风格特征的语言，每个民族的发展历程都深深地烙上语言的标记。如果说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那回族语言无疑是回族文化的“活化石”，用交际工具来形容语言无疑是抹杀了语言的这一功效。“民族语言与该民族文化构成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其中各部分彼此适应，处于一种系统平衡之中。”[1]回族语言与回族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杨占武先生在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的间隙，坚持回族语言文化的研究，推出了整合提升的力作 ——《回族语言文化》，此书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语言的研究，开拓了回族研究的领域，为研究语言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对于初学者，更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有益的参考。

一、共同使用汉语是回族形成的标志

老子《道德经》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回族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史书上常有“回回”之称，如：《蒙兀儿史记》载：“蒙兀西征，不暇深辨，举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凡奉摩诃末信徒，不分波斯、吐火罗、康居、乌孙、大食、突厥，通谓之回纥，而又不能正言，声讹为回回。”《甘肃旧志》 《明史列传》等书载“迨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但当时的“回回”并不指今回族，而是泛指迁入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近、政治处境一致，且同为异乡人，故以“回回”称之。回族族源极其复杂，杨占武先生结合学术界观点归纳为三种：外来成分、边疆内附成分及吸纳成分，即回回与本地的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民族通过群居、通婚等方式，经过长期的相处，才形成了今天的回族。

回族不像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共同使用汉语成为回族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志。用杨占武先生的话说“回回人的自我认同需要一种进行沟通的共同语言，而共同语言的选择和追求又加速了回族的形成”。杨占武先生说：“回族汉语之于一般汉语的区别，相当于新西兰英语、美国英语之于英语的区别。”这对于诠释回族语言是非常贴切的。回民说汉语，但是在内部交流所使用的话语通常为外人所不解，如“哈瓦尼劳叨，不听话，伊斯纳尔行匪”。经过考证，我们才知道：哈瓦尼是阿拉伯语，意为小家伙；劳叨是波斯语，有调皮滑稽之意；伊斯纳尔为突厥语，指又、偏要。一句简单的谚语囊括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而其他回族语言中还存在突厥语、蒙古语等词汇，由此可见回族语言来源的多样性。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回回这一民族族源构成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语言的多元化。回族先民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当他们刚扎根于中华大地时，就必然操各自不同的母语，并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步遗留和积淀下来。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至今遗留的“亦思替非文字”、《回回馆杂字》的材料即是明证。由于宗教及其他因素，这些外语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回族百姓日常生活用语处处可见，成为回族语言一大特色。

回族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般人或许不知道特殊在什么地方，因为回民都用汉语与非穆斯林交流。但如果经过交谈，回民可能告诉你“这个人是汉民的‘声气’”。笔者一位回族舍友有一次前往永宁县纳家户村做田野调查，当地的阿訇质问她怎么用汉民“声气”，舍友虽是回族却是南方人，所以她一直不明白个中缘由，经询问得知她说过“羊肉肥”了，而在回族语言中是忌讳这样说的，“肥”应该说成“壮”。用杨占武先生的话说就是“差异，构成了回族语言的区别性特征，也深刻地反映着回族精神文化的独立特征”。

二、回族独立的精神文化核心——伊斯兰教

回族独立的精神文化往往是通过宗教体现的，《回族语言文化》一书中提到：回回人的联系纽带和感情归属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皆兄弟”的主张和感情弱化了他们之间原本的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差异，换句话说，一定程度上，回族的“宗教忠诚”要高于“语言忠诚”。这与我们所提倡的“母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的“语言忠诚”大大不同，杨先生借用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的传统庭训进行了阐述。笔者是一个地道的客家人，对客家话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语言忠诚是深入骨髓的，无论身处何方，在外多久，都不会淡忘自己的语言，因为客家话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笔者的母语。读过杨先生的《回族语言文化》一书，即可深刻理解这种“宗教忠诚”，因为它构成了回回人的精神核心，如同客家话构成了笔者的精神内核。

然而，这种独立的精神文化在汉语的强势语言包围中存在是艰难的，但回回先民是聪明的，回族语言是变通的。杨先生在《回族语言文化》第六章谈到“真主”一词，他认为“真主”一词不能看作是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意译，阿拉伯语安拉一词有人认为是古代闪米特人对造物主的尊称，波斯语的胡达意为“自在者”，说突厥语、乌尔都语的穆斯林也使用“胡达”。而回族使用“安拉”“胡达”两个音译词外同时使用汉语“真主”一词，并解释为“唯一真实的主宰”。这隐含着汉语字面上意义的某种理解，与阿拉伯语的“造物主”、波斯语的“自在者”显然不同，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称谓侧重于客观描述，而汉语的称谓则是一种认知判断。

三、回族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我国对回族的研究大部分是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的，而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杨占武先生出版的《回族语言文化》一书，为回族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拓宽了回族学研究的领域。语言学研究中的底层语言遗留和不同语言的借用是相当复杂的，杨先生从回族语言的外语词汇中探究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塔塔尔语、乌兹别克语等突厥语相同的词汇，然后对文化传播途径进行分析，这不是一般学者可以做到并做好的，杨先生却做到了。(www.xing528.com)

语言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研究语言的学者往往必须站在语言之外看语言但又必须回到语言中去，换句话说从语言出发到文化再回到语言。《回族语言文化》一书充分且条理清晰地演绎了这一逻辑。杨先生学识渊博，除了语言学，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方面涉猎也广，并通晓几门外语，这些学术素养和功底在《回族语言文化》中充分体现出来。先生做学问但对语言和文化阐释并不艰深晦涩。我们都知道当今语言研究一直停留在描写、分析和比较语言上，它必须用严格的声、韵、调进行阐释，所以无论是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专业还是人文学院的语言学专业，语言学学习和研究都是非常枯燥乏味的，若非专业人士根本读不懂这些著作到底在讲些什么。杨先生的《回族语言文化》多维度地对回族语言所反映的各种文化进行阐释，结合地方特色，充分利用可作为语言研究的词汇、俗语、谚语等材料进行生动的阐释。著作集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是难能可贵的佳作。

四、回族语言研究的里程碑意义

无论是文化语言学还是社会语言学，其学科框架的搭建都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谈到语言与文化，读者首先会想到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大多文化语言学学者把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一书称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邢公畹，1989）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纪念罗常培先生时说过：“有人说罗先生是‘继往开来’，我认为‘继往’不难，难在‘开来’。他的成就是划时代的。用语言学理论指导语言研究以他为最早，当时这是新的道路。”杨占武先生的《回族语言文化》对于回族研究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该书从“地异言殊的回族语言”“先民的语言”“回回语言文字学”“回族语言的外语词汇”“语言底层与文化传承”“文化心理与语言禁忌”“谚语与文化习俗”“回族经堂语”“中亚东干族语言与回族文化”“小儿锦”等10个章节论述了回族语言与文化，而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看，其价值是具里程碑意义的。语言研究基本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角度切入，回族语言研究亦不例外，回族语言的差异与汉语方言分布基本一致，即杨先生所阐述的“与居住地‘大分散、小集中’相为映照的是，回族的语言也完全地分布在汉语各方言中，体现了与汉语方言分布的一致性”。因此，回族语言的内部差异大体就是汉语方言的差异，但是方言区内部又有回汉差异，语音方面如保留舌尖颤音［r］、存在成系统的儿化韵等。语法方面“由于使用外语词汇和使用独创的自造词，还由于对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回族汉语在词法与句法上与普通汉语都有一些不同”。词汇方面有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外语词汇或汉语词汇的伊斯兰教化也是其差异之一。白寿彝先生认为：“回族使用语言，在方言的分歧上，比汉语大大地减少。那就是说，他们的语言的共同性，比汉语还要强些。”普通语言学威廉·洪堡特特别强调民族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表现，他认为语言的差异决定于不同民族生存的世界、不同民族的社会和文化。而回族语言与民族精神之差异即如杨先生所认为的“差异，构成了回族语言的区别性特征，也深刻地反映着回族精神文化的独立特征”。

参考文献

［1］杨占武.回族语言与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2］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二版），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3］丁克家.回族语言文化研究的力作 ——读杨占武博士的《回族语言文化》.中国穆斯林，2011（2）.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林》2013年第2期。

[1]张公谨：《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