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红
一、中阿博览会概况
为加快实施面向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向西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内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努力促进世界各国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与我国各省(市、区)的经贸合作、项目洽谈和友好交流,经国务院同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国(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以“立足宁夏,面向世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服务全中国”为定位,以丰富和完善中阿多边交流协商机制和互动合作机制为支撑,加强中阿能源、金融、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农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搭建中阿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投资、技术合作、文教旅游等五大平台。2010年9月在宁夏银川成功举办第一届中阿经贸论坛,随后每年举办一次,2013年正式更名为中阿博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认为:“阿拉伯世界地处国际战略与交通要冲,资源优势独特,许多国家正致力于加快经济转型,推进产业多元化和城市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民生。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发展,在技术、产业、市场等方面有比较优势。中阿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应努力不断扩规模、上层次。中方是阿方优势产品长期稳定的大市场,双方有必要在巩固能源贸易关系的同时,加强上下游领域的合作。”[1]
二、宁夏回族语言概况
共同使用汉语成为回族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志。宁夏回族语言从社会语言学范畴讲,属于回族群体的社团方言。从方言学角度定义,“与居住地‘大分散、小集中’相为映照的是,回族人的语言也完全地分布在汉语各方言中,体现了与汉语方言分布的一致性。”[2]宁夏境内方言以同心县城为界,同心以北属于兰银官话区,同心以南属于中原官话区。宁夏北部地区的回族人口主要聚集在银川市的三区两县及灵武市、石嘴山市、吴忠市、青铜峡市。这些回族百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长期与当地汉族杂居,其方言面貌与当地汉语方言大体相同,因此,回族语言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为方言的差异。但回族语言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不管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都有成系统的相似性,回族语言成为回族独特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在语言方面生动的反映。“回回人的自我认同需要一种进行沟通的共同语言,而共同语言的选择和追求又加速了回族的形成。”[3]出于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不管是中原官话区百姓,还是兰银官话区百姓,其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中都保留了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而在经堂教育中,《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经典的汉译,两者共同作用,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又形成了独特的、有别于当地汉语方言的特色语言。
(一)回族语言语音特点
宁夏回汉杂居地区的方言区内部又有回汉差异,“而就汉族、满族和回族来说,无论是轻声词的个数还是频次的使用上,三个民族都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汉族最少,满族次之,回族最多。尤其是回族,伊斯兰教用语中的一些词语也读作了轻声,如‘教文’‘亡人’等。因此,在我们的分析中,民族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因素。”[4]这与伊斯兰教的影响不无关系,回族人民在翻译外语借词时,由于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只有轻重音而没有声调,故大部分常用外语借词念作轻声,如穆斯林、伊斯俩目、色俩目、伊玛目、沙目、安拉乎、伊玛尼、乃玛孜、阿米乃、阿訇等,这些外来词汇逐渐渗透到回族语言基本词汇中,随着轻声词在基本词汇的定植并扩散,进一步发生语流音变,从而出现声母浊化,主元音央化、弱化、脱落的现象。尽管回族语言轻声词较多,但轻声音节变化的规律与其他方言差异不大,可谓“例外之中有规律”。除轻声外,语音方面存在成系统的儿化韵,回族方言儿化除了日常用语中用以表小称、爱称的儿化词外,还有部分来自外语借词或经堂语中,因此回族语言“儿”尾词比汉语发达。另外,由于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的影响,回族语言部分保留舌尖颤音[r]。
(二)回族语言词汇特点
回族语言为了“别同”汉语,回族语言词汇保留了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外语词汇以及伊斯兰化的汉语词汇。第一,宁夏北部回族语言中有相当数量的回族化汉语词,或为宗教传播而设,或为信仰别同而造,而汉语中没有或者与汉语意义不同。如回族语言中的“举意”表示“向真主祈祷、许愿”,是宗教专属词语,汉语中却没有;“宰”的意思与“杀”相同,但回族忌用“杀”;“啬吝”本是“吝啬”,但回族喜用前者;“说法”在回族语言中指“阿訇讲经说教”,汉语也有该词,但意义不同,具体指“言论、理由”。显而易见,回族的这些表达都是为了与汉族区别开来。第二,宁夏北部回族语言中有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来词,已渗透到了回族日常生活中。例如:今天寺上又送走了一个埋体(阿拉伯语,指亡人);哎,舒迷(波斯语,意为不幸、倒霉)。
(三)回族语言语法特点
回族语言语法方面“由于使用外语词汇和使用独创的自造词,还由于对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回族语言在词法与句法上与普通汉语都有一些不同”[5]。首先,从词汇的结构来看,回族语言有大量“子”尾、“儿”尾形式的词语,且儿尾的使用明显高于汉族,如蘸碟子、钱串子、有点子、口歌儿、媳妇儿、台阶儿等。其次,回族语言重叠式词语数量可观,重叠方式也很多样,如搡搡搭搭、打能能、弯腰腰、辣辣缨等,其中既有全部重叠形式也有部分重叠的。重叠通常会与“子”尾、“儿”尾连用,使得词语铺排有序、节奏明显,对词语的形象色彩和感情色彩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如豆豆子、汤汤子、款款儿、美美儿等。再次,有大量专属性词汇、禁忌类词汇和逆序式词汇,如着水、壮肥、大净、瓜傻、故典等,此外还有一类特殊的词汇类型即合璧词,如哈只、朝觐者、举意、邦克楼、念讨白、做忏悔等。最后,从回族语言历史源流看,保留了较多宋元白话作品中就有出处的近代汉语词汇,如“跷蹊”“习学”等变序式词语,今依然并且只活跃在回族语言中,这与回族对伊斯兰文化的教育与传播不无关系。
故从语言学角度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回族聚居区的宗教、生活等状况,并探讨语言接触、文化接触、民族融合等相关问题。
三、宁夏回族语言在中阿博览会背景下的语言文化效益
(一)中阿语言文化交流溯源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源远流长。汉和帝刘肇永元九年(97年),中国探险家甘英曾奉命西游过波斯等西域国家;盛唐时期,中阿相互来往更加频繁,经由海路、陆路到达中国的大食人(阿拉伯语塔吉尔的音译,意为商人)与日俱增,其来华路线即为今海陆“丝绸之路”,它已经成为中阿和中波友好关系史的见证。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相继又有大批被征服的伊斯兰教信众来到中国,故元代已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不少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母语的民族迁徙到中国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形成了回族。为使《古兰经》的经义不在翻译中变义,要求穆斯林用阿拉伯语来阅读《古兰经》,经堂教育中,回族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汉语(特指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与东北官话)创制出一种非正规的书写文字 ——“小儿锦”或“小儿经”,即“小经”或“消经”,是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中历史比较悠久的一套。如下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部汉语—阿拉伯语—“小儿经”词典。图中文字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上面汉字的阿拉伯语意思,第三行是用阿拉伯语标音的汉字读法。
(来源:搜狗百科http://baike.sogou.com/v4720302.htm)
现发现小儿锦文最早的实物印证是在现陕西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内的元代碑刻(约1339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小儿锦”已渐渐消失。
(二)依托中阿博览会充分发挥宁夏与阿拉伯国家语言文化交流传统优势
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的交流源远流长,“就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而言,尽管两者在地理环境、语言体系、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也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因而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6]宁夏借助得天独厚的语言文化条件优势,不断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交往。而中阿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推动中阿语言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进一步促进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和交往搭建了良好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1. 《古兰经》等伊斯兰经典著作翻译
“回族经堂教育,是回族的一种宗教制度。其功用在于传习伊斯兰教的各种经典和功课,向广大信教群众传授和普及教义、教法等基本宗教知识,培养宗教人才。”[7]经堂教育大概出现在明朝,由于“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其文义,亦不求其晓,凶吉皆用之”[8]。“明朝初期的回回人虽然可以仿照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发音来诵读伊斯兰教的书籍,但是不能理解书中的意思,也不作研究。”[9]经堂教育历来使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著作,故“在中国六百多年的经堂教育史上,在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阶段通行着一套传统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的教材,这套教材共有13种,回族和撒拉族穆斯林社会习惯上将这套教材称为‘十三本经’。”另外还有“十四本”的说法,即多一本逻辑学教材《吾祖一夫》 (阿拉伯文)。“回族经堂语主要存在于两类材料:一是汉译伊斯兰教经典,如《古兰经》及其他经籍;二是阿訇等撰述的伊斯兰教宗教著作。”[10]因此,在回族经堂教育中,为使经典保留其原来的教义,他们继承了伊斯兰教的两种主要语言 ——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堂语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直译阿拉伯语、波斯语所产生的语法特征;由阿拉伯语、波斯语音译、意译词和回族伊斯兰特点的汉语词汇所构成的词汇系统。”[11]故现今清真寺中阿訇(Akhong,波斯语)、满拉(Malla,波斯语)等教职人员基本都在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有些宗教界人士还比较精通,能写、会看、能说阿拉伯语、波斯语,为了给广大信教群众讲经,这些教职人员不断研习阿拉伯语本或阿汉对照本《古兰经》,阅读“圣训”经典著作,以此满足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需求,为我国穆斯林及非穆斯林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正确认识伊斯兰教提供有益帮助。“中国回族社会经堂教育是回族穆斯林先民在继承阿拉伯—波斯伊斯兰传统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书院办学模式后,于明朝中后期诞生在中国回族社会的一种颇具特色的教育体制。它集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为一体,随时代发展而变革,至今仍保留于回族清真寺内。”[12]为更好地发展经堂教育,如今寒暑假,部分清真寺依然面向广大穆斯林(少年儿童)开设相关的经堂教育及阿拉伯语课程。成立于1985年的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是一所伊斯兰教高等学府,旨在培养爱国爱教,具有较高的宗教知识和汉语文化知识,一专多能的高级宗教职业者。《古兰经》及“圣训”经典著作的翻译务必要与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地区出现语言文化的交流,以中阿博览会为背景的经贸交流必将融入语言文化的交流,不断构筑中阿友谊之桥。
2.朝觐
作为回族穆斯林“五功”(念、礼、斋、课、朝)之一的“朝”(朝觐),是穆斯林人生中最重要的功课,也是中国伊斯兰教一项大型活动。宁夏穆斯林在麦加朝觐期间,除了参加正常的宗教活动外,朝觐人员到当地清真寺等地参观游览,完成朝觐功课的穆斯林被称为“哈吉”。“2007年,银川航空口岸首次执行朝觐包机任务,成为全国继北京、乌鲁木齐、昆明和兰州之后的第五个穆斯林朝觐出境点。当年共有1974名朝觐人员从这里通关,其中宁夏1702人,陕西252人,甘肃20人。2008年,通关人数同样为1974名,均为来自宁夏地区的穆斯林。2009年,这一数字增到2324名,其中2235人来自宁夏,其余89人来自甘肃和新疆。2010年,从银川航空口岸通关的朝觐人员进一步增加,达到2506名,均来自宁夏。”[13]宁夏借助回族穆斯林群体,不断打造语言文化优势地位,打造朝觐港口,加强中阿交流。“2003年以来,宁夏朝觐人数增长尤为迅速。五年来的人数分别为321人、525人、881人、1085人和1655人。”[14]2008年,宁夏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有1700人左右,至此,中国最大穆斯林聚居区宁夏回族自治区20年来自费赴麦加朝觐的人数达到了8288人。2014年,宁夏2800名回族穆斯林乘包机赴麦加朝觐。赴麦加朝觐对广大穆斯林信徒来说不仅是宗教活动,同时也开阔了视野,加强了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之间的交流,减少了教派之间的矛盾。在世界和平的大背景下,宁夏借助共同的宗教文化优势,不断促进中阿语言文化交流及各方往来。
3.国际合作交流
以中阿博览会为契机,宁夏不断加强同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学术交流、教育合作。为国家“向西对外开放”战略提供服务,宁夏境内高校整合优势资源。2011年,宁夏大学阿拉伯语学院揭牌成立;2014年,北方民族大学阿拉伯语学院成立。两所高校皆面向全国招生,宁夏大学作为宁夏唯一一所“211工程”高校,2012年正式获批成为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阿拉伯研究中心,成为宁夏唯一具有阿拉伯语专业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的高校,并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机制。依托中阿博览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力创办阿拉伯语学校,如建立在宁夏同心县的同心阿拉伯语学校、宁夏永宁县的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等,通过大中专院校阿拉伯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断以语言文化优势服务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另一方面,为满足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同时增进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宁夏大学与阿联酋迪拜大学合作共建,成立了宁夏大学—迪拜大学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不仅为海湾地区人民教授汉语,而且也向世界展示、传播“和而不同”等中国文化理念,该举措对满足穆斯林地区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需求意义重大,同时推动了中阿语言文化交流,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
宁夏“花儿”、刺绣、服饰、回族口弦、书画、篆刻、剪纸等民族艺术独具中国特色,而阿拉伯国家的音乐、书法、绘画、服饰、建筑、装饰等工艺富于伊斯兰风格和民族地域特色,加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沟通交流也对中阿经贸文化的深入往来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2011年9月21日,宁夏国际穆斯林出版机构版权贸易洽谈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埃及、沙特、摩洛哥等20个国家的出版机构代表与中国出版机构代表就经典图书互译、图书版权互换、合做出版发行等进行推介、交流,中阿双方启动了“阿拉伯语十年千部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中阿双百经典图书互译出版工程”。[15]此次国际穆斯林出版机构版权贸易洽谈会旨在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出版界在出版合作和图书贸易等各方面提供版权贸易交流平台,同时,不断创建中阿双边图书翻译出版发行及文化项目合作机制,切实推进我国文化走向阿拉伯国家,促进中阿经济文化交流。
四、结 语(www.xing528.com)
2012年,温家宝总理在阿联酋沙迦举办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言时明确提出:“中方支持继续举办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欢迎双方举办更多的展览和艺术节、文化周等活动,出版更多的优秀作品。鼓励双方互派更多留学生,继续在中国推广阿拉伯语教学。我们愿意与阿拉伯国家加强人力资源合作。中方欢迎阿拉伯人民到中国旅游,支持更多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人文交流越深入,中阿人民的心就会贴得越近,共识就会越多,中阿友谊就能世代相传。”[16]总而言之,依托中阿博览会这一平台,宁夏以其得天独厚的语言文化优势不断深化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实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尤其是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整合宁夏区域特色文化资源,打造独具宁夏特色的文化品牌,为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2]〔伊朗〕汉尼·阿德勒.回族经堂教育与伊朗的关系[J].西北民族研究,2014(4).
[3]丁士仁.中国经堂教育溯源[J].回族研究,2012(2).
[4]刘伟.宁夏中阿文化交流的成果与机遇[J].中国穆斯林,2014(1).
[5]丁俊.中阿经贸交往与文化交流[A].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0(第1辑).
[6]刘鸿武.中阿经贸合作论坛与宁夏的地位和作用[A].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0(第1辑).
[7]杨占武.纳家户回族方言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8]丁克家.中阿经贸文化交流与宁夏的作为[A].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0(第1辑).
张秋红(1987— ),女,汉族,福建龙岩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
[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9/12/c_123708244.htm.
[2]③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
[3]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
[4]周晨萌:《北京话轻声、儿化、清入字的变异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5月。
[5]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
[6]王广大,古萍:《文化共性视角下的中阿文明交往》,《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
[7]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8]泉州历史研究会:《丁氏谱牒·祖教说》,载《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1979年。
[9]〔伊朗〕汉尼·阿德勒:《回族经堂教育与伊朗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10]⑤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5、267页。
[11]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5、267页。
[12]〔伊朗〕汉尼·阿德勒:《回族经堂教育与伊朗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13]来源:《中国国门时报》。
[14]新华网: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6/090515880587.shtml。
[15]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1-09-22-content_23469589. htm。
[16]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18-c_111449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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