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回族语言中的近代汉语词汇-北方民大文史学院文库-语言卷

◎李生信

在西北回族语言中，保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近代汉语词汇，如“总然”“搭救”“定然”“干办”“争些儿”“实丕丕”“支吾”“乡老”“兀的”“么哥”“颠不拉”等。这些词语在回族语言中有着特殊的宗教文化内涵，已经赋予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色彩，成为回族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活化石”。

回族语言，指回族在交际中使用的民族特征比较鲜明的汉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在西北回族语言中，还保留了不少颇具特色的近代汉语词汇，我们从宋元话本、元曲、明清小说等口语色彩较浓的文学作品中，能找出不少现代西北回族语言中常见的词汇，如“总然”“搭救”“定然”“干办”“争些儿”“实丕丕”“支吾”“乡老”“兀的”“么哥”“颠不拉”等。这些近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和现代西北回族语言在某些方面惊人的相似，充分说明了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们把回族语言中的一些常见词汇和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作了一些简要的比较，从中不难看出宋元口语对回族语言的影响。为什么回族语言和近代汉语有如此根深蒂固的联系呢？这恐怕和回族先民的语言由民族母语转化为汉语的历史时期及回族形成的历史不无关联。尽管这些词语在回族语言中有着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内涵，已经赋予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但这些词的基本语义都出于近代汉语中是毫无疑问的。这些至今还保留在西北回族语言中的近代汉语词汇，对于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近代汉语词汇，也是难得的语料。

一

回族语言属于汉语，但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回族语言产生的文化背景上。和汉语方言一样，回族语言也以地域为界限，形成了若干个方言区。但是，回族语言在文化上又表现出了许多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地方，回族语言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超越了地域和方言的限制，形成了一些跨地域的民族内部交流语汇，从而使回族语言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般认为，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民族文化、共同心理特质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任何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地域，这是一个民族形成以前和形成以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历史上，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或者出于主观需要，或者由于被强迫，经常出现迁徙，在迁徙过程中，民族地域特征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往往使一个民族失去了过去的民族共同地域，在迁入新的地域后，和其他民族杂居。在新的杂居区，一般都要以民族为中心形成新的民族地域。回族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特征，就是回族在漫长的民族迁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回族的这种地域特征，也就促使回族语言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在进入新的语言环境之后，回族语言中仍然保留了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化成分，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仅就占回族人口50％以上的西北方言而言，也有中原官话、秦陇方言、兰银方言等差别，居住在这些地域中的回族的语言特征，也和这些地域的方言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处于不同汉语方言区，回族语言便不断地融入各个汉语方言区中，成为汉语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和地域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回族语言的地域性特征，这就是西北回族语言形成的基础。和汉语方言区一样，回族语言除了因为“大分散”而形成了若干个规模较大的方言区外，还因为“小聚集”而形成了一系列准方言区。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就有若干个方言片，宁夏泾源的回族的祖先多数是历史上从陕西省渭南地区迁移来的，直到现在，泾源回族口语中还带着很浓的陕西渭南腔。宁夏同心、海原的部分回族聚居地从地域上靠近兰银方言区，所以，这里的回族语言就接近兰银官话。宁夏西吉和甘肃接壤，西吉的部分回族使用的是甘肃一些地方的方言。同是回族，因为居住地不同而出现了方言差别，这是西北回族语言地域性的必然结果。

一种语言被不同的民族共同使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然要打上民族文化的特征，带有民族文化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回族语言的民族性。回族的居住特征导致了回族语言的地异言殊，但是，各地回族方言中仍然保留着具有共同文化属性的民族共同语言。无论铿锵秦声，还是柔软吴音，不同的回族方言中贯穿着同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纽带，这就是回族语言的民族属性。回族语言中的民族文化属性，主要指回族语言中夹杂的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回族选择用语，同时也包括具有民族个性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在语音方面，因地域不同而存在着方言差别，却有许多异地相通的语言词汇，形成了不同地域回族穆斯林的通用语。无论操闽方言的福建泉州回族，还是操兰银官话的宁夏吴忠回族，尽管因地异而形成了言殊，我们却能够从他们的宗教用语中找出许多共同语汇。回族语言中词汇的民族个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民族语言的传承。回族先民进入中国初始，都使用着自己的语属母语，主要有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回族转用汉语后，这些先民的语言并没有完全在回族语言中消逝，而是在传播伊斯兰教义的过程中，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借词的形式不断融入回族语言中，成为回族语言的一大特色。其二，民族选择用语。由于禁忌或传统习惯的原因，回族对汉语中的某些词语采用了选择使用的态度。这种词语的选择，并不局限在语言规则的简单范畴，而是出于民族观、宗教观、社会观、文化观以及人文心理的综合因素，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而成为民族特质的一部分。词语的选择，其实是民族风俗的重要标志。回族语言中的词语选择则主要出于民族心理文化的需要，词语选择对象间绝对不可替代。词语的选择超越了简单的语言学范畴而和民族习俗、宗教理念、人伦纲常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对词语的选择，具有不可逾越性，成为代表民族习俗的准绳之一。正因为这种对词语选择的如此严格性，从而形成了回族语言的又一民族特色。其三，民族专有词汇。语言是人类活动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社会生活风俗必然要在语言中得以反映。由于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回族语言中产生了一些回族专有词汇。这些词语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反映了回族特有的风俗文化、民族文化内涵，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回族语言中大量使用近代汉语词汇，则是构成这些词汇特征的基本词汇，同时构成了西北回族语言的民族性的又一重要特征。

二

西北回族语言中近代汉语词汇的数量较多，这些词汇进入西北回族语言后，大多被赋予了宗教文化内容。下面不妨把西北回族语言中常见的近代汉语词汇，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和在西北回族语言中的用法加以比较，从中管窥出近代汉语词汇对西北回族语言的影响。

知感：在近代汉语中表示“知恩感德”的意思。《南史·顾越传》：“二宫恩遇，有异凡流，木石知感，犬马识养，臣独何人，敢忘报德？”《元朝秘史》：“我使四杰将作桑葚昆的妻小、百姓、头匹都救与了你，又曾知感来？”《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承蒙相公夫人抬举，人非木石，岂不知感？”《儒林外史》第二一回：“这一门亲，蒙老哥亲家相爱，我做兄弟的知感不尽。”这些例子中“知感”大多为不及物动词，现代西北回族语言中则用作及物动词，并引申出形容词用法。表示知恩感谢（真主），有宗教色彩。

麻食子：“麻食子”“秃秃麻”源于元代回回食品“秃秃麻食”，元代又写作“秃秃麽思”“秃秃麻失”“脱脱麻食”，也称“手撇面”，本是突厥语词的音译，在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被称为当时著名的一种饭，在《老乞大》 《朴通事》中也多次被提到。《老乞大》：“咱们做汉儿茶饭着……第六道灌肺、蒸饼、脱脱麻食。”《朴通事》：“你将那白面来，捏些扁食，撇些秃秃麽思。”元明之际朝鲜人将“脱脱麻食”视为“汉儿茶饭”，可见已是北方普通饮食。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回回食品庚》里和《朴通事》注解里有一致的介绍。《朴事通》注解云：“秃秃麽思，一名手撇面……剂法如水滑面。和圆小弹剂，冷水浸手掌，按作小饼儿，下锅煮熟后以盘盛。用酥油炒鲜肉，加盐炒至焦，以酸汤拌和……使竹签签食之。”该词在西北回族穆斯林常用语中的意思与近代汉语中的意思基本相同。

限次：期限。例如，回族妇女按伊斯兰教律规定的期限守寡称“守限次”，和近代汉语意义相同。元·李直夫《虎头牌》第三折：“他误了限次，失了军期。”《醒世恒言·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汝去三年，度得人也回来，度不得人也回来，休违限次。”

但：连词，假设，如果。例如：你但不去了，给我言喘说一声。上古至近代，“但”都可表假设或条件关系。《墨子·号令》：“敌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老乞大》：“但是辽东去的客人们，别处不下，都在那里安下。”元曲中也有这种用例，如《玉镜台》：“只见脂粉馨香，环佩丁当，耦丝嫩新织仙裳，但风流都在他第身上。”西北回族语言中常见这种用法。

使不得：在西北回族语言中表示“不能，不可以，在教法上有所禁止的”。宋元口语中也有近似的用法，《水浒传》：“宋江便道：‘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李应道：‘却是使不得。’”

总然：在西北回族语言中表示“纵然，纵使”的意思。在明代小说中也经常出现这个词，《醒世恒言》：“此后产业向已荒废，总然恢复，今史思明作反，京师必定有变，断不可守。”

搭救：在西北回族语言中表示“拯救”的意思。在元杂剧中也有这种近似用例，《汉宫秋》：“他也、他也红妆年幼，无人搭救。”

定然：在西北回族语言中表示“真主安排好的，必然”。这个词在宋代就有了“必然”的用例，柳永·《长寿乐》：“对天涯咫尺，定然盔申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

打算：在西北回族语言中特指教徒去世后，按行为之好歹而发落。其语源来源于宋元口语，“打算”在宋元语言中意为“结算”，《元史·刘秉忠传上》：“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一本一得利，官司归还。”

干办：在西北回族语言中意为“功修”。在宋元口语中是“办理、处理”的意思，如《古今小说》：“便教周五郎周宜，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干办宋四。”旧时指官府的办事小吏，或用为处置、办理事务。《警世通言》七回：“郡王点看什物，上轿，带了都管、干办、虞侯、押番一干人等出了钱塘门，过了石涵桥、大佛头，径到西山灵隐寺。”《水浒全传》十七回：“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醒世恒言》二七卷：“他本是个官身，顾着家里，便担（耽）阁（搁）了公事；到得干办了公事，却又没工夫照管儿女，真个公私不能两尽。”

计较：在西北回族语言中表示“策划、打算”。这种意义在元曲中也有，如《单鞭夺魁》：“这一气便气杀了也，这个计较，可不好那。”

兀的：是近代汉语中经常出轨的一个指示代词，可近指也可远指，有“这儿”“那儿”的意思，今天也写为“这搭儿”“那搭儿”。如关汉卿《窦娥冤》：“你本利少我四十俩银子，兀的是借我的文书。”意思是“这儿”“那儿”。而今天常专指“远处那儿”。此种用法多见于西北回族语言中。(https://www.xing528.com)

开斋：回族穆斯林斋戒者把日落进食，或者封斋月结束叫“开斋”。回族还有盛大的开斋节。《董西厢》卷二：“腰间戒刀……挂于壁上，久不曾拈。……口自思念，斋刀举今日开斋。”此处为明清时的借用语。

头口：驴马等牲口。《元朝秘史》卷七：“你后将蔑儿乞百姓掳了，头口家业尽都与了你。”《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就是两个夫子，缓缓而行也罢，只是少一个头口。”《哭存孝》三折：“打得那头口们惊惊跳跳，叫道是大大徕徕，则见那忽剌鞭飕飕的摔动一齐拽。”

臊子：亦作“燥子”，本义为“碎肉”，后来把碎块汤菜亦称为“素臊子”。西北回汉群众常食羊肉臊子面。如，无名氏《失调名》词：“便做羊肉臊子，勃堆盘碗。”《水浒传》三回：“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

营干：本义为“设法、打关节办事”，是动词。今天在西北回族语言里已经转变，由动词转为名词，与“营生、事干”等同义，即相当于普通话里的“事情”。《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古今小说》卷三十九：“汪孚度道必然解郡，却待差人到安庆去替他用钱营干。”

摆划：本义为安排、处置。如：“你把家呢摆划成啥样子哩，赶忙拾掇好。”明·姚茂良《金丸记》二一出：“说将起魂飞在天外，寇承御呵，想这桩事实难摆划。”

回回：即回族，旧统称阿拉伯人，大都信奉伊斯兰教（也称回教）。明·朱有墩《继母大贤》一折：“街上有那识宝货的回回，雇觅与我路上做伴儿去。”

口到：请尝、请吃。是西北回民在就餐时的礼貌语言。《朴通事》：“我奶奶使的我说将来。大好娘身子好么？这海菜、干鱼、脯肉，馈婆婆口到些个。”西北回民通用“口到”，汉民未见。今回民“口到”与元明之时用法相同。

汤瓶：本是用来煮茶的铜制大肚瓶，元代以后，我国穆斯林用来盛水做小净。元·关汉卿《绯衣梦》三折：“那厮可便舒着腿腱……他待要阁子里报了窗棂，局子里摔破汤瓶。”熊龙峰《张生彩鸾灯传》：“这舜美一见了那女子，沉醉顿醒，竦然整冠，汤瓶样摇摆过来。”

三

以上我们把西北回族语言中的一些常见词汇和在宋元口语中的用法作了一些简要的比较，从中不难看出宋元口语对西北回族语言的影响。为什么西北回族语言和宋元口语有如此根深蒂固的联系呢？这恐怕和回族先民的语言由民族母语转化为汉语的历史时期不无关联。尽管这些词语在回族语言中有着特殊的民族宗教文化的内涵，已经赋予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但这些词的基本语义却出于宋元明口语中是毫无疑问的。

一是表明了宋元文化对回族文化的影响。回族先民在唐朝进入中国，经过长期同汉族社会的不断融合而在元明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所以，宋元文化对回族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今从西北回族方言中还能见到元杂剧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明朝时，朱元璋提倡民族大融合，要求各少数民族汉化，特别是居住于陕西秦陇一带的回族受其影响最大。清朝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秦陇的回族被迁徙安插，宁夏固原回族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所以，元明文化对西北回族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当时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元杂剧对西北回族语言影响更深。直到今天，元杂剧中的许多词汇，还为西北回族穆斯林广泛使用。诚然，像“央及”“乡老”“真个”“早晚”等词汇，不但至今为西北地区回民广泛使用，而且为本地区汉族广泛使用。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如西北人民喜爱秦腔，每当逢年过节，汉族群众都要请来陕西戏班子来唱戏，尤其喜欢听《十五贯》 《窦娥冤》。而秦腔是用秦陇方言来演唱的，这无疑是西北方言中能保留秦陇语支中的词汇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方言中的历史遗留词汇对研究回族语言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这些近代汉语词汇大多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内涵。近代汉语词汇进入回族语言后，大都被赋予了伊斯兰文化的内容，意义发生了变化，跟原意有了一定的差别，有的甚至差别很大。因为这些回族语言中的汉语词汇都载负着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内容，特别是在回族以汉语为民族母语后，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些儒家术语，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汇已经完全和汉语词汇融合了，一般人很少能知道这些词汇的真正由来。

三是这些近代汉语词汇是回族历史的“活化石”。回族是以移民迁徙方式和商业交流活动在中国境内逐渐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保持伊斯兰文化传统的民族共同体。回族的最早来源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留居的穆斯林“蕃客”后裔。回族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分别吸收了所在地区的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民族的部分成员。在元代，回族被蒙古族统治者划入色目人范围，辅助治理国家，社会地位较高，从而奠定了回族形成的有利条件。通过回回商人经商、官宦流任、宗教职业者传教等方式自由往来，将这些分散于各地的寺坊串连成有密切联系的共同区域；回族在与汉族的长期生产、生活交往中，逐步以汉语为交际工具，并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与手工业，善于经商的共同经济特点。虽远离西域，但他们入籍“东土”，总体社会地位高于汉族又低于蒙古族人的共同境遇，最终促成了他们在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的纽带联结下聚合为一个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群体。回族还在不背离基本信仰的原则下，吸收、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内容。在西北地区，继元代安西王阿南达“所部十五万众”信仰伊斯兰教融入回族后，明代不断有从西域迁徙而来的“归附回回”被安置在陕、甘、新各地，拓荒种地，至明末清初，“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乾隆四十五年陕西巡抚毕沅奏折）。同时，随着汉化的过程，回族失去了其先民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回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承一度出现了危机。于是，回族宗教界人士以陕西胡登洲为代表兴起创办经堂教育，以王岱舆等为代表兴起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编译运动，力图拯救回族传统文化，从而使大量具有宗教文化内容的近代汉语词汇沉淀于西北回族语言中，形成西北回族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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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